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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捍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
第一，暴君可能整得民不聊生，但唯独给军队的待遇特别好。罗马皇帝塞维鲁有云：“让军人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这个道理当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却不难得逞于一时。对此，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明白，只有孟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明白。
第二，孟老师嚣张惯了，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他看不到恐惧的力量。对暴君的习惯性恐惧，使人民不敢反抗，而这种压抑感，正需要通过凌辱杀戮他人来释放。比如骊山释放刑徒，就没有按照孟老师的逻辑行事，他们非但不曾调转武器杀向秦二世，反而是神勇无比地把陈胜、吴广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军营集体生活的热爱，杀人时也另有一种快感。当代一部研究士兵心理的书中介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的体验。
“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
现代人受文明约束比较多，所以对这种快感更多遮遮掩掩，古人就野蛮也坦荡得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听说打仗了如“饿狼见肉”，就是这种心态活灵活现的展示。
另一方面，孟老师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只怕也大大高估了。我们不妨参考《天龙八部》里面的一段描写，少室山下，武林群豪围剿萧峰——
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大叫：“姓乔的，你杀了我兄长，血仇未曾得报，今日和你拼了。”跟着又有人喝道：“这乔峰乃契丹胡虏，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听得呼喝之声，响成一片，有的骂萧峰杀了他的儿子，有的骂杀了父亲……群豪虽有一拼之心，却谁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战。人人均知，虽然战到后来终于必能将他击毙，但头上数十人却非死不可，这时忽见慕容复上场，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为之一振。
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振得何其猥琐——然而却也是群众中常见的心理。经济学上，谓之“搭便车困境”。
群豪与萧大王有父子兄弟之仇，不可谓不深；民族家国之恨，不可谓不厚。这些仇恨比起抽象的“仁政”带来的利益，更是直接切身得多。然而饶是如此，他们仍不敢上前挑战，而寄望于别人先去送死。仁政这个东西，人民群众感情上当然都很支持。别人为了捍卫仁政而流血牺牲，大家也乐于致以崇高的敬意，但自己是否愿意为它把命搭上，那就另说了。
然后必须说明的是，即使把人民群众的士气都调动起来，甚至对他们也进行了足够的武装，加以相当程度的军事训练，也就是说，做到了比士气比装备比训练，咱们的正义之师都不比那些邪恶部队差，胜负仍然是未知之数。
这点孟老师当然不信。外部条件双方都均等，比军队规模，得道自然多助，支持仁政的肯定比支持暴政的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有不赢的吗？孟老师和齐宣王之间还有这样的对话——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孟子。梁惠王》）
邹国小，楚国大，所以邹国一定打不过楚国；同理，齐国小，天下大，所以齐国一定敌不过天下。
齐宣王当时是被孟子唬住了，也许今天仍然有人觉得这番话听来很有道理。
但这偏偏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秦国就不可能取得天下。
很多人指出过，天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一国要与天下争锋，只要各个击破就可以。
其实，即使天下是一个整体，它对齐国的优势，也不能与楚对邹的优势相比。
原因很简单，等比例放大，是行不通的。
这个道理如同你把我的书撕一页下来折纸飞机，可以飞得很流畅；你拿一整张报纸折飞机，软塌塌的，根本飞不起来。你想挖一个一米深的坑，随便挖；你挖十米深的坑，不给四壁加固的话你就自埋吧。猎豹可以腰间无骨灵活自如；大象、犀牛却必须要有一副粗笨的骨架才能支撑沉重的身躯。
同样，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人数超过一定上限，组织、后勤的成本就会高到无法承受。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天下的军队集合起来，是怎样一个过程，看看汉朝怎么打匈奴就知道了。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汉书。匈奴传》）
发动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天的军粮，必须东到山东沿海，南到江淮地区全国总动员。花费一年时间，集结都无法完成。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先头部队却已经被前线军营的恶劣条件长期折磨，人员疲惫，设备损耗，失去作战能力。
楚国打邹国，有能力从容组织一支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部队；天下打齐国其实做不到这点。如果齐国被天下揍了，那牵涉到的因素一定有很多，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规模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总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像孟老师这么玩高屋建瓴，把难度如同挟着泰山蹿过北海的事情，看得像给老人按摩肢体一样容易，结果只能是三个字：不靠谱。
宋国推行仁政，引起齐、楚等大国的警觉，导致后来宋被齐国吞并。
孟老师对滕文公的姿态，几乎可说是耳提面命。但当滕国面临危机，滕文公向他问计的时候，孟老师的主意不过是要么你像古代太王那样流亡，要么你就死守。
像太王那样流亡是不可能的。那是七八百年前的往事，那还是地广人稀的时代，到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现在滕国所在的山东地区早已日渐拥挤，再没有多余的生存空间。
死守的话，滕国太弱小了，那就是受死。
于是滕国很快就灭亡了，宋国在自己被灭之前，把它给灭掉了——学者估算，时为公元前318年。当时孟老师早已放弃了最崇拜自己的滕文公，滋滋润润地在齐国享受客卿的待遇，并高谈阔论仁政有如何神奇的功效。
在很长时间里，耳朵软，好脾气又富有好奇心的齐宣王对孟老师很尊敬，但孟老师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齐国。《史记》说，攻打燕国是孟子的主意，而齐国这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却是后果严重的失败。当然，《孟子》书里提供了很多有利于孟老师的说法，认为还是齐宣王理亏，齐王甚至还表达过对孟子的愧疚之情。但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齐国方面是怎样看待此事件的，毫无文献记录。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就是这事上孟老师馊主意出得太多，齐王才不得不把他尽可能体面地送走了。
《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大概是在公元前319年，孟老师和梁襄王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孟老师答：“统一了才能安定。”
梁襄王又问：“谁才能统一天下？”
孟老师答：“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
就在这段对话之后不到百年，以狂热嗜血，斩首无数著称的秦国，横扫六国，天下一统。
从“民本”到“民主”
孟老师注重“养民”，强调的是“民本”。这一点，大概只有一些最极端的反儒人士才会否认。
但孟老师的观点算不算民主，争论可就多了。
刚受西方影响的时候，学者和志士仁人们一边想西化，一边对自己的传统还比较有信心，所以乐于寻找“民主”这个西方概念的本土资源，于是孟老师自然被看上了。康有为说，“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谭嗣同说，孟子“畅宣民主之理”；郎擎霄说，卢梭的主张“与孟子之意相近”。最有意思的是谭煊吾先生。
总观孟子的民本思想，实概括现代民主思潮的一切：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法国革命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林肯不惜南北一战所换来的民有、民治、民享；国父集中外大成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老子的小国寡民，等等。成为理想的追求，或是进步的建设，要皆离不了孟子以民为本的思想范畴。故孟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保姆，也是世界先知先觉者的革命导师。孟子这人，真千古伟大的哲人。
说得真是兴高采烈。只是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又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等到了对传统完全失去自信力的时候，面对西方文明，只觉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思之弥光辉灿烂，学者们就普遍精于界定民本与民主的区别，甚至认为民本也不过是君本的另一种面相。总之，民主这么伟大光荣正确的思想，中国古代是不可能也不配有的。十几年前我念书的时候，就到处看见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