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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孟子确实很推崇子思，至于孔子，他更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
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
孔子综合了所有圣人的品质，是永远符合时代精神的圣人。或者用鲁迅的翻译，叫“摩登圣人”。
这些话，当然是捧到极点了，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孤立地夸，火力再猛也没关系，就怕人比人。这就像做广告，你说你最牛，没关系，尽管说，但你不能点名道姓地说你比同行牛。
但孟子还真就点了，把孔子和伯夷比，和柳下惠比，和伊尹比，这些都也还罢了，最关键的是，他借宰我之口说：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孔子自己，是向来不敢自居圣人的。不是自谦，倒是自知——按传统观念，古代的圣人都具备两大要素：一是有德，二是有权。或者说，圣人和圣王基本是同义词。孔老师一辈子没捞着过一个有实权的官，和圣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孔门弟子们捧老师是圣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都是贬低了权力的重要性。说道德积分突破上限的孔子，比道德和权力都是满分的尧、舜还要高，实际是在明白宣告，算不算圣人，道德是唯一指标；权力，随它去吧。
君究竟有多轻
说起来，孟老师其实也是个官迷。他说，做官是我们君子的光荣传统。并向人介绍说，孔子如果在一个国家三个月得不到任命，就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会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并随身携带给别国国君的见面礼。又说，按照老礼，一个士人如果三个月没当官，别人就会来慰问他。
搞得听他讲古的人也大吃一惊：三个月而已，至于吗？咱们魏国也是热衷做官的国家，可也没听说过猴急到这个地步的。
大概，正因为同是官迷，孟老师才愈发要和苏秦老师、张仪老师他们划清界线。他对国君，可就不会那么体贴了。
孟老师的生卒年，根据现存史料，只能大致推测，无法说准是哪一年。但他游历诸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宾主双方是亲切友好地交谈还是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有不少倒是可以确定的。
公元前333—前330年，孟老师在祖国邹国当了官。然后，和国家领导人邹穆公有了这样的对话。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邹穆公跟孟老师倾诉自己的郁闷：邹国和鲁国打了一仗，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个，邹国人民就在一边干看着。这种让领导先死的作风，邹穆公当然无法容忍；但要处死围观群众，这么大的群体事件，恐怕就要把邹国这点可怜的人口都杀光了。
所以他左右为难。
孟老师的答复则很干脆：官员们死得活该。
孟老师说，闹灾荒的年份，邹国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家粮食、资金储备很雄厚，有关部门却不汇报灾情。曾参老师说得好：“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国君您就甭抱怨了。
这算是当面让国君下不来台。顺便贡献了一个成语：“出尔反尔”。
公元前330—前324年，孟老师在齐国找机会。
当时齐国国君还是齐威王，一般认为他是齐国历史上最英明有为的领袖，特别欢迎别人给他提意见，导致来提意见的人太多，齐国王宫热闹得跟市场一样，人称“门庭若市”。
但孟老师跟他交流不多，反正《孟子》书里没提孟老师跟齐威王都说过啥。大概这种处境让孟老师很失望，所以他离开了齐国。
公元前324—前320年，孟老师在泗水流域的那串小国溜达。
这期间，孟老师收获了自己的头号大粉丝滕文公。滕文公还在当接班人的时候，就专程去拜访过孟老师，结果孟老师言必称尧舜，大谈只要发掘出人性之善，就可以有神奇的功效。把滕文公迷得神魂颠倒，“于心终不忘”。后来滕文公的父亲去世，滕文公顶住来自家族长辈、国家元老的压力，遵循孟老师的指示，把爸爸的丧事按传说中的西周老规矩给办了。
当了国君后，他跟孟老师说话，基本也是恭谨地执弟子礼。
公元前320—前319年，孟老师到了魏国。
魏国和之前那些小国可不一样，滕国领土不过五十里，比一个村儿大点儿。魏国却是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自诩“天下莫强焉”，虽然最近吃了不少亏，但还是第一世界的心态。到魏国遭际如何，对已经步入老年的孟老师也算是人生的一次大考。
因为魏国当时已经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国君也叫梁王。
《孟子》开篇第一章，就是孟老师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易中天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孟子，把“叟”翻译成老头。在公众性的讲坛上，追求表达效果，这么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严格说来，这么翻译不准确。朱熹注：“叟，长老之称。”也就是说，梁惠王虽然问得有点太猴急不含蓄，但称呼上还是挺客气的。
不客气的是孟老师。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句话引出“义利之辨”的大问题，这里暂不讨论。总之，不接对方的话茬，一句话给顶回去。啥叫“说大人，则藐之”，这就是现身说法了。
孟老师在魏国的运气不大好，游说刚有点效果，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
魏国这位新国君，在《孟子》里只算打酱油的。仅出现一次，孟子对他的那句评价倒是很有名。
“望之不似人君。”
只远远看了一眼，孟老师就否定了这位的统治资格。
照这样子，孟子在魏国是待不下去了。好在，不重视他的齐威王，不久前也很凑趣地死了。
公元前319—前312年，孟老师又到了齐国。
这个时候，孟老师在国际间的名声已经很大。实际上，孟老师要见齐王的心理固然很迫切，但刚即位的齐宣王对孟老师的好奇心更旺盛。两人见面之前，齐宣王竟然派人去偷窥了孟子一回。知道自己被偷窥了，孟老师豪爽亲切地说：“看什么看，尧舜也是人啊！”
两人见面，孟子照例是一开口就把人家的话给顶回去。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齐宣王打听齐桓公、晋文公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想问孟子该怎样称霸。孟子睁着眼睛说瞎话，咱们孔子的传人，没有谈齐桓、晋文的——《论语》里对齐桓公评价不算低，对晋文公也捎带提过一次。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当时要是齐宣王从身边拿出卷《论语》来，场面只怕要尴尬。
当然，孟老师敢这么说，也是拿准齐宣王不好意思这么跟自己过不去。他就是要表明态度：霸道，咱不爱提；我不答你的问题，而你要顺着我的思路走。
《孟子》书里，孟老师和齐宣王的对话特别多，这其中，最著名的宣言无疑是：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这句很好懂，不翻译了，也实在是翻译不出原文的气势来。
此外，孟老师放钩子下绊子打棍子，什么招都使过。如果说苏秦张仪是妾妇，孟老师却常常也不像大丈夫，而是像最会折腾男朋友的女生，有时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有时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了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公孙丑》）
孟子本来已经准备好去见齐宣王，偏生齐宣王派了个人来跟孟子说，本来应该是我来看您的，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不过要是您过来，我还能支撑着上朝，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见到您？
于是孟子改变计划：“不幸得很，我也病了。”
第二天，孟子要到别人家去吊丧。学生劝阻：“昨天您刚说有病，今天又招摇过市，这不太好吧？”
孟子很干脆：“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不行吗？”
齐宣王对孟子的身体倒是很关心，派人来慰问孟子，医生也带来了。孟子的学生赶紧跟来人敷衍打圆场：“昨天是真病了，真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点，就小步快走着去了。但能不能撑到终点，我说不准。”
同时他派人去给孟子带信：“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赶快上朝去！”
于是孟子被学生逼得有家不能回，上朝又实在不想去，换作是女人，这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大概只能是去找闺蜜。
——孟老师也确实是住到一个叫景丑的朋友家去了。
孟老师有名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我们先放着，反正，至少在他老人家面前，君王的分量，确实显得不大重。
仁政：孟子的不二法门
当然，孔、孟以至刘向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来看待。事实上真能合乎这种标准的士终属于少数。但是自从诸子百家竞起，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情形来看，这些少数的士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的，他们正是汤因比所谓的“创造少数”。
——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