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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杨朱老师这么做也不是因为私心重。相反，这是在反对像墨巨侠那样，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为天下而牺牲个人，其中包含着“群己权界”的精义。
杨朱的本意到底如何，只能拼凑其他古籍中一鳞半爪的记录然后推断，考证近乎猜谜。说他的观点真有这么高深精妙，我乐于同意；但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就算孟老师爱夸张，就算把各类学术追星族都算进来，我也不大敢相信，这么个不通俗的观点，影响能这么大。
钱穆先生显然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所谓杨氏之言，未见其果为杨也。”这个分析，我以为很合情理。当然，“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这句，大概有点过，张仪、公孙衍一类热衷个人名利的人，怎么也算不到杨朱一派里来。
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多。按照老规矩，政府是要给这些士人提供工作岗位的（所以做官叫“出仕”）。而旧的政治体系又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现在你不奔着政府来要官做，相反，主动跑到荒野里隐起来，等于是为体制缓解就业压力，当权派对此欢迎得很。而且旧观念的影响仍然很大，出身卑微的士，居官任职的机会就算给你了，总体上待遇并不好。正如待价东山，沽名钓誉的行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隐士还想不到；“某某不出，如苍生何”的炒作，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也听不懂。
所以，这个年头居庙堂未必觉其高，处江湖未必觉其远。选择当隐士，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大概也不吃亏。但人生在世，总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点意义。孔子对隐士当然都很尊敬，简直有点热脸贴冷屁股似的想凑上去和人家交谈。但孔子也曾发表过议论说，不想当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这类指责，隐士们当然会有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冲动。最初的杨朱理论，大概就是这种冲动的精华。
但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的体制，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确立。标志性事件，就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国家变革，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远非封建体制所能梦见。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
第一，当隐士的难度比原来大得多。你死了老婆，出了城，敲着瓦盆还唱着歌，结果一句“凤兮凤兮……”歌声未落，突然就被官兵给抓了，真是一点保障也没有。长沮、桀溺身强力壮，可以披坚执锐，肝脑涂地；荷蓧丈人虽然年老力衰，也可以去修长城，罢转漕，填沟壑。不当官也不用服徭役，当然是好日子；但要么当官，要么就去服徭役，你选择哪个？
第二，当官的诱惑确实也比原来大很多。因为变法后政府的汲取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手头掌握的资源极丰富。而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对普通人民，君主们固然驱之如犬羊；对真正用得着的人才，他们可也真是求之如不及，绝不吝啬爵位和俸禄。所以，即使政府不采取强迫手段，憋不住想出山的隐士也不会少。骂几句统治者混蛋，然后换一份同样收入的工作，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但要是只有衙门里工资最高呢？想想现在有多少忍辱负重的公务员吧。
在秦国，商鞅深信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散落在机器之外的，就应该被机器碾得粉碎。新法就像饥渴难耐的大斧，向社会闲杂人等排头砍去。秦国本来文化落后，隐士也不会多，所以很快就被灭杀了。
但在变革不大彻底，又注重形象工程的齐国，隐士们的处境反而尴尬。隐居的空间仍然有，这种生活的清高与自由，确实让人留恋；但又难免羡慕出仕做官的实利和风光，真真是进退两难。
不得不说，齐王真是非常贴心，居然专门给此类隐士，安排了一个去处。
那就是稷下学宫。
稷下是齐国首都临淄的一个城门名字，稷下学宫是齐王在这里办的社会科学院。在稷下当学士，可以得到上大夫的职称和待遇，但不用从事行政工作，发发议论就可以了。所以仍然算体制外人士。
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士据说是有七十六人。这些人，今天我们还多少了解点情况的，普遍都有个特点，就是要表白自己不爱当官。
如淳于髡“终身不仕”。
如田骈“设为不宦”。
如慎到是“战国时处士”。
如彭蒙是“齐之隐士”。
如尹文是“周之处士”。
如鲁仲连“不肯仕官任职”。
但是，官虽然不当，官方的资源往往是要用足的。
齐王打算攻打魏国，稷下先生的元老淳于髡劝齐王别打，后来有人揭发说，淳于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接受了魏国的“宝璧二双，文马二驷”。淳于髡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不过他强调，如果没受贿，他一样会这么说，所以收礼不算有错。我们知道，大英帝国的培根爵士，被控在担任法官期间收受贿赂，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也是自己从未因收礼而偏袒，所以无罪。真是中西大哲，所见略同。
不管他的自辩是否合理，反正由此我们知道，利用自己在齐王面前的特殊地位捞点好处，淳于髡老师很坦然。苏秦的弟弟苏代，为了请淳于髡向齐王引见自己，也曾送他“白璧一双，黄金千镒”，这个数额大得吓人，应该有所夸张。也许是淳于老师用这种方式赚外快的名声在外，所以就越传越邪乎了。
另一位稷下先生，因为能说会道而人称“天口骈”的田骈老师，则因为自己的不做官理论，被人调戏过。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战国策。齐策四》）
有个齐国人见田骈：“听说先生您的高见是鼓吹不做官，甘愿当公仆。”
田骈：“你哪儿听说的？”
齐人：“我邻居一姑娘那儿。”
田骈估计窃喜了一下，原来我还有一女粉丝，于是问：“你啥意思？”
齐人：“我邻居那姑娘，鼓吹不嫁人，现在三十岁不到，儿子生了七个。不嫁人诚然是不嫁人，但比嫁人的还能生。现如今您主张不做官，但是俸禄有千钟，跟班有百人，比做官的还能赚。”
田老师只能表示很惭愧。
陈寅恪先生批评晋朝那些爱谈玄学的官僚说，“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最著者也。”很多稷下先生，算他们的先行者。
孟轲老师长期在齐国，和稷下先生们接触很多。他是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又觉得士人做官，和农民种地一样，是本职工作。他说的“处士横议”“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云云，大概主要都是针对稷下的情况而言。意思是，要么你就出来当官，要么你就干脆隐居去。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发了半天议论，到最后却发现，原来你从政府领工资，这么不清不楚的有意思吗？总之，这个批评的对象和杨朱老师本来的观点，未必还有多大的关系了。
【段子为证】
前面提到《论语。微子》中出现的几个隐士，都不晓得真实姓名，只好根据孔子或弟子们见他们时，他们的状态称呼，简要介绍如下。
楚狂接舆：一个楚地的狂者，唱着歌超了孔子的车，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想和他交谈，他却一溜烟跑了。
荷蓧丈人：子路和孔子失散，看见一个用杖挑一竹器箩簏（所谓“荷蓧”）的老者，便跟他打听夫子的所在。老者嘲笑了夫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还是管了子路一顿晚饭，并留他过了一宿。子路找到孔子后，带着老师的指示又去见这个老者，却已经不知所踪。
长沮、桀溺：孔子迷路，让子路向两个在水田里干活的长大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