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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战国五大公知
作者：刘勃
内容简介 · · · · · ·
平等、民主、自由、民权、法治这些看似现代的主流观念并非现代产物；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的五位公共知识分子就已提出过类似的言论。本书将拨开历史迷雾，还原“战国五大公知”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第一次公开讨论。
墨子谈平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其实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在他看来，尊卑不该以血统来划分。
孟子谈民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行仁政，而仁政的本质就是“保民而王”。
庄子谈自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骨子里，庄子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缩手缩脚的朝堂生活，他接受不了。
荀子谈民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非常强调君的人事任免权与君权分离，因为这足以使一切虚君主张成为泡影。
韩非谈法治：“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 韩非坚信，人性是坏透了的；所以，要想维护权力只有两条路——“法”与“术”。
翻开本书，逐本溯源，探寻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源头。
序 言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但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越来越少。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皇皇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嵚崟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可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先秦诸子的思想，和现代流行的一些价值，当然是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简单说，孔子与宪政，老子与哲学，墨子与平等，孟子与民主，庄子与自由，韩非与法治，均在似与不似之间。
由于这种微妙的关联，你要想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任意一人）捧之上天，或者贬之入地，大概都很容易。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在媒体待过的老师，我不得不承认，不管在报纸还是课堂上，很多时候，极端的褒贬最容易产生话题，促成争辩，从而大受欢迎。
但我还是想和这种方式保持一点距离。在我看来，极“左”或极“右”，大概都有脑子短路的嫌疑；然而不“左”不“右”的乡愿派，倒是诚然不短路，只是大脑里已经停电了。
而我希望这是一本不短路，且供电量还算过得去的书。
第一章 孔子死了
孔子的心愿是从政，实践是办学。从政的目标，是复兴宗法纽带维系的封建等级社会；办学的方法，是教很多苦孩子该怎样做官，并且在国际间跑来跑去。问题是流动人口越多，宗法纽带就越无法维持；苦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就越不甘心继续当封建体制里的下等人。刻薄点说，孔子的行为是在给自己的理想打脸。
孔子的自我分裂
孔子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在干什么。
他是怀揣着政治理想的人。理想是啥，他老人家也直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太伟大了，我特想追随那个时代的脚步。
西周盛世什么样？按老人家自己的解释，主要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君怎样才能像个君呢？他要像爸爸。臣怎样才能像个臣呢？他要像儿子。
说“像”，其实也不大准确，因为很多时候确实就是。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大致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算贵族。爸爸当天子，嫡长子留着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诸侯；爸爸当诸侯，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大夫；爸爸当大夫，嫡长子即位，儿子们去当士；爸爸是士，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就失去贵族身份，只算庶人了。
爸爸管儿子，但爷爷通常管不到孙子。儿子对爸爸称“臣”，但孙子对爷爷只是“陪臣”（如诸侯的大夫对天子，士对诸侯，都是陪臣），不从爷爷那里获得权利同样也不用承担义务。这样的好处是即使连续几代人都非常能生，孙子、重孙太多，爷爷认不全也没关系，他只要认得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了。
在这个体系下，爸爸的权威要保证，但同时爸爸应该是慈爱的；儿子的孝顺要强调，而这孝顺需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有点把父子关系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