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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
九月，奉元路长安县大雨，沣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水，建昌、绍兴二路饥，赈粮有差。
十月，延安路饥，发义仓粟赈之，仍给钞四千锭。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赈粜有差。河南廉访使买奴坐多征公田租免官。
十一月，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泰定帝执政五年，可在第一年老天爷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每个月都来场灾变，让他穷于应付。
一年之中尚且如此，五年执政期有多少灾变也就可想而知。
天灾也往往伴随着人祸，随着灾害不断，各种民变也此起彼伏。
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却能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正文】
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众恶归焉”便没什么奇怪。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用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时相多西域人”极为反感。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但朝廷的“钞本”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盐课增价”，提高盐税。其二是“富民入栗拜官”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盐课增价”，“皆足以厉民矣”，而“富民入栗拜官”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有欲罢科举法者”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议，继续坚持。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做佛事的排场更是远超前代，“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完全没有谏止，反而想方设法筹钱供皇帝花销。
泰定帝非常喜欢海外宝石，极为重新开始了“中买宝物”，“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值），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 ——泰定帝的回回宰辅们都是出身西域，与西方豪商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皇帝的这项爱好自然大加逢迎，“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瓓者来献，其估巨万，或未酬其直（值）”。
泰定帝主张稳定，刑罚提倡宽松，右丞相旭迈杰便将之“发扬光大”，什么样的重罪到他这里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复遣归，乃百十为群，剽劫杀人桓州道中”，这是杀人越货的重罪，却“旭迈杰奏释之”。
“蒙古千户使京师，宿邸中，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千户悦之，并从者夺以入”，这是强抢民女的重罪，苦主“泣诉于中书”，得到的结果却是“旭迈杰庇不问” 。
“辽王脱脱……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竟然“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
“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 ，这是依仗官位霸人妻子，夺人财产，“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宽仁慎刑”确实是仁政的表现，“胜残去杀”也是仁君的气度。但这一切必须要有底线，也就是不能放弃“惩恶扬善”和“违法必究”的根本。如果杀人越货、夺人妻女、残杀族人、抢人财产这些罪行都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国家的法律岂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来维持稳定岂不是本末倒置？
儒臣们评价这种作为是“刑政失度，民愤天怨”，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偏见，对回回宰辅们自然大加指斥。
何况，作为儒臣领袖的宰相张珪，曾给泰定帝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近五千言，历数“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种种弊政，希望泰定帝能够改正，得到的结果却是简单的三个字“帝不从”。张珪再次痛陈：“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