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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在哪里呢？那便是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屡次侵夺拆分其遗孀嗦鲁和帖尼掌管的拖雷部众和军队，先是将拖雷系的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阔端。后来更是想强迫嗦鲁帖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名正言顺的将拖雷系所有财产军队划归自己家族管辖。对代替自己死去的兄弟的遗孀如此催逼，可想而知当年的“友爱”含金量有多少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靠的是男人们的刚强，但在这刚强背后，总有着女性的温柔和智慧在起着作用。成吉思汗就得惠于自己的母亲可额伦夫人和自己的妻子勃儿帖，拖雷一系可以出现两位蒙古大汗和伊儿汗，也是因为嗦鲁帖的智慧与坚韧。面对这窝阔台汗的步步紧逼，嗦鲁和帖尼首先顾全大局，主动割让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以换取家族的安宁。而当窝阔台汗动了彻底吞并拖雷遗产的念头后，则绵里藏针的回复说希望能够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之后，委婉的予以拒绝。
拖雷去世时，忽必烈只有十八岁，虽然已经成年，但一下子没有了父亲的庇护，自己家族又不为新可汗所容，境况自然相当窘迫。人们总是认为贫寒之家在丧失男主人之后会出现“含辛茹苦”的情况，实际上，富贵之家，尤其是王朝的贵族因为所面对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危险，更加要如履薄冰。嗦鲁和帖尼一面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周旋，一面教育抚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几个孩子。虽然钟鸣鼎食，其苦状也可想而知。
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窝阔台家族爆发汗位继承之争，嗦鲁和帖尼趁机支持贵由继承汗位，才算扭转了家族的危机。贵由才能有限，纵情酒色，在位时间又短，对拖雷系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到他去世时，汗位传承又出现了问题，嗦鲁和帖尼趁机联络金帐汗国可汗拔都，同时依靠自己小心保存下来的拖雷系军队，一举掌控了帝国中央权力，让自己的长子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蒙哥继位的库里台大会上，几个弟弟包括忽必烈在内负责维持秩序，监视宗王和将领。待到仪式结束，大局抵定，就将几位弟弟都安排到要害地区，掌管实权。忽必烈是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被委派掌管漠南汉地。
【正文】
可能是母亲嗦鲁和帖尼的教育不分主次，对所有的儿子都寄予厚望，使得无论哪个儿子都思“大有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甘于人下的。忽必烈尤其如此，还在蛰伏期，便很不安分，所谓“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从此便留在忽必烈身边。
其三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三人在忽必烈身边，不知有多少建言献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话，决定了忽必烈日后的政治走向。
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时，慨然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
姚枢则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 ，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
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似乎不该为异族出谋划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经灭亡，那个一直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可称是“中华正统”，却是扶不上台面，灭亡只是迟早问题。这些儒生要想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还能依靠谁呢？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阿里海牙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将才；赵璧、郝经、马亨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难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所缺的，恐怕就是作为自己哥哥的帝国大汗蒙哥能够早些驾崩，让自己来继承大位，那么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可是，无论是蒙哥汗还是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其他贵族，对忽必烈的种种作为都十分不满。他要想没有流血和争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妄想。后面的路虽不算很漫长，却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
以后人的“后见之明”，认为忽必烈选择汉化是理所当然，进入中原，被汉文明所包围，不汉化又怎么样呢？
实则不然，蒙古与在其之前的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满族不同，后三者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对汉文明也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对汉文明也没什么体会。
当今世界，武力的强大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越是文明的国家，科技发达，武力也就可以独步世界。而13、14世纪的地球上，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因为其文明导致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互相掣肘从而变得软弱，文明的优势根本无从体现。此时的蒙古从成吉思汗开始，四处攻伐，天下无敌，不会因为文明的落后而有自卑感，无论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他们来说至多只有“器物”上的可取之处，而绝无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学习必要。在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武力的民族，很难愿意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学习的。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无论勇猛也好、庸碌也好，无不认为蒙古传统是最好的，祖先留下的扎撒和箴言便是金科玉律，莫说“汉化”，就是稍有不遵都是犯罪。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诸多贵族均是如此。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