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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钩考和增税，虽然引起不少骚动，但国库确实大大充实。桑哥本就倍受宠信，这下更是春风得意。春风得意的权臣自然不好只对同级、下级的官员以及百姓们抖威风，对于贵族、勋臣这些特权阶层便也要下手整治一番。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奏世祖：“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扈从之臣”也就是指怯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设立，从贵族子弟中选出作为大汗侍卫，属于“超级特权阶层”，一个普通怯薛都会见官大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桑哥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可想而知怯薛们对桑哥会多么痛恨。
是年十二月，桑哥又向世祖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这是干什么？减少皇帝对宗王贵戚的赏赐！赏赐诸王贵戚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留下的传统，有钱要给，没钱也要给，贵族们拿惯了，不给哪行？直接触动帝国最高阶层的切身利益，这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儒臣都不敢做的，可桑哥就是要予以裁抑，读史至此，也不得不对这个名列“奸臣传”的吐蕃人叫声好。
不但减少对贵族的赏赐，桑哥还干脆要减少宗王人数降低一些宗王的地位。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
汉人儒臣他得罪了，皇帝近侍他得罪了，宗王贵族他得罪了，地方官员他得罪了，富户百姓他也得罪了。可以说，大元朝能得罪的人都被他得罪光了，桑哥这么做倒并非他有多么高远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集团，而是纯粹的“皇党”——皇帝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去做什么。
但是，人臣之所以要结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所依傍，如果你身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当中，即使皇帝要动你也要思量思量。桑哥看似风光无限，但除了皇帝的信任，他一无所有。一旦信任丧失，或者反对他的力量过大使皇帝都不能忽视的时候，末日便会旦夕而至。
他曾经让卢世荣帮他蹚道，可他从卢世荣身上并没有吸取太多的教训。
随着权势日隆，桑哥的跋扈也日甚一日。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世祖正对桑哥宠信有加，便诏准之，并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做好的德政碑便树于尚书省前。一个大臣，竟然在生前便有人树碑，而且是皇帝亲自授意，这是难得的殊荣，却也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可桑哥却之不恭，欣然受之。
平日上朝，桑哥都要乘小舆，且有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导从。这是连宗王都不能享受的待遇。随着他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且从世祖那里求得“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的诏旨，连宣敕由中书省颁给的程序都免了，桑哥彻底成为帝国中除了皇帝最有权力的人。桑哥并非君子，有了权力，自然要“寻租”，“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
【正文】
因为桑哥理财有方，有过军功，且还和国师颇有渊源，因此各方反对势力并未能如对付卢世荣一般迅速结成同盟。但暗中的窜联已逐渐形成，在桑哥秉政四年之后，一场针对他的风潮不期而至。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其实皇帝狩猎并不在于真的捕获多少猎物，而是一种散心。散心的时候心情自然不错，想要除掉桑哥的人们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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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里其人较为正直，早就不满桑哥，再加上桑哥让怯薛纳税，属于既有公仇也有私怨，便挺身而出控告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言色俱厉”。一下子把世祖的好心情弄没了，世祖大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掌嘴，彻里被打得“血涌口鼻，委顿地上”仍抗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 。身边的人如此强硬，世祖也很感意外，便问其他近侍彻里所言是否真实。结果一问不可收拾，怯薛也里审班、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儿等人纷纷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这下世祖不能再等闲视之，急招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以问情实。这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早年因“资禀英特，进止详雅”被世祖所看重，随王恂、许衡学习儒学，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被许衡称为“有公辅器”。学成后历任利用少监、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属于汉法派的少壮一代。在阿合马、卢世荣时代都竭力与之相争。他出身于怯薛，又是汉法派中人，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如何能够放过？在行宫营帐里见到皇帝后，不忽木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在场的集贤学士贺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
紧接着，怯薛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桑哥擅权贪墨；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御史中丞崔彧奏劾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
朝廷上下，弹劾请诛之声甚嚣尘上。如果说有人认为这是偶然事件导致的政治风潮，那就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史书没有明载，但我们仍可窥见在这幕“倒桑大戏”中，各派政治力量的默契。
是杀桑哥而安百官之心，还是保桑哥而将百官的不满从桑哥转移到自己身上，已经御极三十年的世祖忽必烈该做什么选择，绝不会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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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
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一抄之下，竟然“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 。
指控桑哥的罪状，如“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改革钞法、增加课税而害民”之类，其实并不能真正动摇桑哥，毕竟这些作为的背后都有着皇帝的影子，可贪赃罪被证实，而且数目如此之巨，世祖便真的动怒了：“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 于是将桑哥拘捕入狱。
三月，桑哥的“辅政碑”被捣毁，其亲旧党羽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江浙行省平章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也全被逮至大都。
七月，诏诛桑哥，这位吐蕃宰相和他的众多党羽一起被绑缚刑场，刀下头落，血腥一片，世祖时代最后一个理财权臣灰飞烟灭。
桑哥死后，尚书省又被罢废，机构并入中书省，各地的钩考也随之停止。一切似乎循环一般，每当一个理财之臣倒下，便有一批儒臣趁势崛起。世祖听取不忽木的建策，以太子真金的原詹事长、故丞相線真之子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彻里为御史中丞，麦朮丁仍为平章。
完泽是勋臣之后，其祖父土薛在成吉思汗时代便是大将，后跟随窝阔台汗攻打四川，立下攻陷成都的功劳，获赐食邑六百户。父亲線真在中统四年时任中书右丞相，与诸儒臣论定朝制。其人所受儒学熏陶并不少于不忽木，在任真金太子詹事长时，入参谋议，出掌环卫，小心慎密，很得太子器重，被誉为：“亲善远恶，君之急务。善人如完泽者，群臣中岂易得哉！”真金去世后，完泽又随侍后来的成宗铁穆耳出镇北方。
完泽和不忽木为相，开始了再一次的拨乱反正，崔彧被任命为中书右丞，因为桑哥专恣而不出仕的别都儿丁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道、程钜夫、陈俨、赵居信等儒臣全被召回大都“置翰林备顾问”。死在桑哥手下的杨居宽、郭祐也被平反，家属得到安置。
此时的世祖忽必烈已经七十七岁，老皇帝仍然不忘继续开疆扩土，对外的战争并不能马上结束，财政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理财之臣再一次出现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上天留给老皇帝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想征服日本，想消灭海都，但都已力不从心。在生命的黄昏，虽然世祖忽必烈仍用自己强有力的手掌控着庞大的帝国，但再启用理财之臣以至于继续引起党政，已经是他所必须避免的了。
跟随忽必烈从藩邸出来的汉人儒臣们老死身亡，凋零殆尽；深受儒学熏陶的勋臣安童、廉希宪等或早已入土或行将就木；新卓拔的南人儒士们，叶李虽官居平章政事，但也已在至元二十九年去世，其余众人都没能身居高位。新宰相完泽、不忽木承载了数代汉法派人士的希望，在世祖朝的最后两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让帝国在平稳中缓慢前行。
但是，一国多制、“内蒙外汉”是忽必烈的既定原则，而全盘汉化，以儒治国则是王朝长治久安的保障，多年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残酷政争，绝不会因忽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