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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值观，他们为官之后； 往往比科举入仕的贪官更加巧取豪夺、寡廉鲜耻，所谓：“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 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不知； 贿赂之情循习已著； 日就月将。及至年长； 即于官府勾当； 往往受脏枉法； 遭罗刑宪。”
中国自古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会让大量迂阔无能之辈和伪君子进入仕途，而以吏为官，重术不重道，却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场，在专制时代，这样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可相对而言，无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与有道德却比较平庸的人相比，是两害相较不能取的“重”。
阿合马才能出众而道德败坏，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以吏升官的推举制度大有应和。
和礼霍孙请开科举，并非不知道科举之弊，但在没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举确实是最不坏的选官制度。然而，身为蒙古人的和礼霍孙却忘记了，老皇帝忽必烈对于科举的厌恶，除了其不够务实之外，还因为这项制度会使得汉人迅速占据各级官僚体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说学习子曰诗云如何是汉人的对手？当地方中央的官员大部分成了汉人，且不说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堪忧，自己想要坚持的“内蒙外汉”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土崩瓦解。在经过山东李璮之乱和暗杀阿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着这个时候提出开科举，无疑是逆老皇帝的龙鳞。
何况，和礼霍孙做了宰相后，光想着清除阿合马的影响和推行汉法，对于日益窘困的财政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顿方法，也没有新的生财之道，“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阿合马在时，虽然结党营私，但生财有道，老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而和礼霍孙隐然有结党之嫌又不能从君所欲，现在又想实行严重动摇蒙古勋贵地位的科举制度，宰相当到头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皇帝有需要，而当朝大臣不能满足，那么可以满足的人便会取代他们。新一代的理财权臣的呼之欲出，也就成为必然。
【正文】
沿着阿合马之路前进的，倒并不是以经商著名的回回人，而是一个吐蕃人桑哥和一个汉人卢世荣。
第一个进入世祖视线的是桑哥。其人在《史集》中被说成是畏兀儿人，这应该是作者拉施特远在伊朗，听传言所做的记载，并不准确。他应该是 “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吐蕃人 ，也就是吐蕃帝国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代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在至元初年，帝师八思巴在脱思麻地区活动时，将其收为自己的侍从官。日后随八思巴来到大都，因见识广博，很得八思巴喜爱，因此有很多机会代表八思巴到世祖驾前奏事。桑哥口才很好又见多识广，每次奏对都很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一高兴便向八思巴提议，将桑哥留在自己身边任职。
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因此颇受重用，不久便成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宣政院前身）。相对于阿合马除了理财别无所长，桑哥倒是个多面手，不但具有语言天赋，理财本事超群，而且颇有军事才能。至元十七年，西藏的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不合，造成西藏地方骚乱，桑哥受世祖之命率军进藏平乱。
这“本钦”本是八思巴执掌的佛教萨迦派掌管世俗事务的官员。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后，将卫藏十三万户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赐给了八思巴，并赐予萨迦本钦“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头衔，建立了萨迦政权，本钦于是就成了西藏最高行政官。第一任本钦是释迦桑布，在至元五年（1268年）病死，贡噶桑布继承其位。贡噶桑布担任本钦时，八思巴正在大都，因此贡噶桑布凡事独断专行，其所作所为被八思巴得知后，便免去了他的官职。可贡噶桑布虽然退居二线，影响力仍然很大，其党羽对八思巴指定继承人的决定不满，引起了骚乱。世祖向桑哥问计，桑哥提出西藏山谷险峻，难容大军，派兵不可过多，于是世祖给他十万部队。桑哥率军进藏后，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贡噶桑布，稳定了局势。之后，他主持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对西藏的长治久安颇有贡献。
有了战功，又“好言财利”，这样的人自然被世祖看重。回到大都后，桑哥权势愈加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按说，这时候桑哥该以自己理财本事获得更大的权力，争取入主中枢，混个宰相当当。可阿合马的殷鉴不远，桑哥还需要有人来做个试金石，为自己蹚蹚道。
这个人得是自己人，理财思想要和自己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成为宰辅后仍不能脱离自己的控制。
于是，一个名叫卢世荣的汉人在桑哥举荐下，面见了世祖忽必烈。
这个卢世荣，名懋，世荣是他的字，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此人是汉人，而且是“阿合马党人”，即使得势，无论蒙古勋贵、汉人官僚还是色目官僚都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他能依靠的只是皇帝还有在皇帝面前具有发言权的桑哥。而卢世荣的理财思想与桑哥很契合，做蹚道兵最合适不过。桑哥对世祖谏言道：“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世祖正愁没有理财之臣，听到桑哥举荐，便诏卢世荣“奏对称旨”，这一奏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老皇帝立即有了更换宰辅的意思。
其实要换宰相。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老皇帝还想让和礼霍孙等儒臣输的心服口服，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廷辩。卢世荣能言善辩，把理财之道说得井井有条，和礼霍孙等人虽然并未理屈却陷入词穷，结果辩论失败，均被罢官。在同年三月，曾经中书右丞相安童在被窝阔台汗国可汗海都俘虏八年后释放回到大都，他虽然接受了海都授予的官职，但因为海都也是黄金家族成员，并没有被看做“失节”，仍被世祖重用，借着这次官员调整，再次成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
安童本是汉法派中坚，但吸取上次与阿合马争斗的教训，已经不再讳言财利之事，再加上毕竟政治上有污点，需要尽快向皇帝表忠心，于是全力配合卢世荣。上任次日，便与卢世荣一起上奏：“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撤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和礼霍孙想让阿合马党人永世不得翻身的企图终于未能达成。
【正文】
在《元史》中，卢世荣与阿合马、桑哥同列为“奸臣传”。其实，他与阿合马的理财方针并不相同，阿合马诸多政策是取利于民，而卢世荣的则以“裁抑权势”为方针。
上任当天，卢世荣即连续推出诸多政策，均被世祖采纳：
其一，整治钞法，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请听民间金银从便交易；
其二，怀孟诸路竹货从民货卖收税；
其三，江湖渔利，听民采用；
其四，使臣往来，除驿马外，饮食不取于站户，由官府支给。
以上四条，减轻百姓负担，开通百姓财路，让政府从中收税，可说是一举两得，作为在王文统、阿合马之后崛起的理财之臣，卢世荣的开场白非常精彩。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又上奏：“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
如何能在“不取于民”的情况下增加“三百万锭”的收入？卢世荣制订了一系列政策：
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由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获利官收其七，商有其三；
权势之家所占有的产铁之所全部禁没，由官府立炉鼓铸，获利买栗存于常乎仓；
各路设平准周急库，向贫民放贷收息；
各部立市易司，管领牙侩（中间人），商人货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地方官吏俸禄；
在上都、隆兴等路，由官府买羊马，令蒙古人放牧，畜产品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