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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正文】
这阿合马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按陈之女察必是忽必烈的皇后，在出嫁时，以阿合马为媵臣，也就是陪嫁奴隶随之入宫。
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因为善于理财，逐渐被忽必烈重用。中统三年（1263），王文统被杀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
虽然阿合马被列于元史的《奸臣传》，但其人确实很有能力。担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做得相当漂亮，阿合马从此更加为忽必烈所倚重。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到真金成为太子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对阿合马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忽必烈时代的元王朝对外战争频繁，灭南宋、征安南、征日本、征爪哇，还要应付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军费花销如流水，再加上忽必烈虽然不像窝阔台汗那样慷慨无度，但赏赐宗王、勋贵和有功之臣也是出手阔绰，没个能理财的大管家也确实不行。但阿合马为了取悦皇帝，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而且为了敛财方便，更是“屡毁汉法”，“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王文统时代改革钞法，以谨慎为第一要务，极力避免钞票贬值。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到了阿合马理财，竟然滥发钞币，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钞票的购买力急转直下，公私俱疲。这虽然短时间内弥补了财政上窘况，但对于长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敛财还算是公事，做得过分是为了献媚于皇帝；屡毁汉法，也是利用皇帝对于汉法的怀疑，问题的根子都在皇帝身上。但阿合马还擅权、培植私党和疯狂聚敛私财。《马可&；#8226；波罗游记》记载：“阿合马独揽一切政府官员的升迁和一切罪犯的判罚。每当他想把他所恨的人置于死地时，或是经过审问，或是不经过审问，就对大汗说：‘这样的一个认真该死，因为他曾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冒犯了圣上。’于是大汗必定会说：‘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于是他便马上处死那个人。”“他约有二十五个儿子，都身居要职。有些还仗着父亲的保护，也犯下了和父亲同样的罪恶，甚至其他比这些更可耻的罪恶。阿合马又积蓄了大量的财宝，因为凡要求当官的人，必须送他大量的钱财。”
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8226；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正文】
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