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俣取Ｈ绻憷斫馑囊馑即砹耍喟牖崴瞪癝orry〃。他和你无冤无仇，你又没违反法律，干嘛要“勃然大怒”，这对他自己的健康有什么好处？
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谁会蠢到拿出国内的文凭去找工作，哪家老板会把他看不懂的文凭摔出桌外。在美国（法国也应该一样）找工作，一般来说都用不着把文凭拿出来。你有什么文凭，在自己拟的履历表上写上就行了，没有人真去查对。国外文凭固然有利于找工作，但国内文凭也不是一钱不值，不被承认。比方，所有的美国大学就都承认中国文凭，不然它们的研究生院怎么接受了那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有好几个只有国内文凭的朋友，都混得不错。一个是国内硕士文凭，当上美国一家大食品公司的亚洲市场总经销，年薪数十万，这家公司在全美（打破行业）排名第167；一个只有本科文凭，当上美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南加州分公司主管，他手下有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替他干，当初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一个也只有本科文凭，现在是一家大医疗中心的主治医师，年薪16万5。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韩少功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瞧不起中国文凭。
在西方国家谁都知道，将孩子“大打出手”可是大罪，我又不知道哪个中国人竟敢这样以身试法，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前年有华文报纸报导，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博士生给孩子洗澡，不慎掉到浴盆里，被儿科医生告发吃了官司，两个孩子差点被“没收”（送收养家庭收养），耽误了学业，还要付出数万元诉讼费，要大家伸出友爱之手捐款援助。韩少功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想象”别人暴打孩子，这与公开“想象”某人强奸、偷盗何异？这是否涉嫌“诽谤”？
海外华人中，瞧不起自己一身黄皮的人是有的。我就见到过一位女诗人，嫁给一位美国律师，动不动喜欢说：我从来不去中国店（买菜）；要割草，不然白人不到你家来；中国人不懂法律；中国律师怎么能和美国律师比？我没告诉她：我不割草，请了一位白人来割，每月两次，每次30美金。有次她说，中国人要懂规矩一点，不然白人会说：滚回你的中国去！我才笑着回了她一句：滚回你的欧洲去！我知道有些海外同胞有不对劲的地方，也有可笑的地方，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贬损，更不要动用丰富的“想象”去满足“自我价值”。就算是这位女诗人，我也是真心地同情她，尽管有时侯觉得她实在好笑。任何一个人，不喜欢他自己的出身、民族、文化，都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影响、干涉别人，又有什么值得去讨伐的呢？何况我相信她内心还是爱国的，不愿根据某种逻辑把她轻率地打入“厌恶中国”的另册。
李敖著《蒋介石评传》，有一句好玩的话，说蒋介石“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什么叫“意淫”？就是心由余而力不足，或者可望而不可及，只好靠“想象”来获得满足。而“想象”越是离谱，越说明目的的荒谬可笑。
韩少功在文章中说：“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这种“赞成什么，但不愿意当什么派”的句式，本来并不说明特别高妙的意思。比方，我赞成穿西装，但不愿意当西装派；我赞成数学，但不愿意当数学派；我赞成性交，但不愿意当性交派。不过，当你把“民主”、“人文精神”这一类词嫁接了进来，问题就陡然变得严肃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以至于让他觉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根据前面韩少功的“想象”机制，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一下，大约又有某个他不喜欢的人私下或公开说过关于“人文精神”之类的话让他不受用，于是他又开始“想象”了。“想象”它“如果”成为口号和串通纠合，“想象”人们喜滋滋地穿上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景象么？要别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只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真是“四两拨千斤”。不知这算是“强奸的学术”，还是“学术的强奸”，准确些应该叫做“学术的意淫”吧。
赞成文化“寻根”，但他不愿意当寻根派；赞成文学“先锋”，但他不愿意当先锋派；赞成“民主”，但他不愿意当民主派；赞成共产主义，他却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党派党派，党难道就不是派？这样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么意义呢。
1998年11月9日于河溪屯子
文学的独立与兼容
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所谓〃异议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文见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持不同文见〃当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官方文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学〃。如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官方文学〃？这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官方〃认可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官方文学〃。用是否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官方〃与〃非官方〃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革文学〃。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唱着不一致的反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官方文学〃一棍子打死。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持不同文见〃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官方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异议〃的方面，仍是不同的〃文见〃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方式、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认？〃
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