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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多给点实利，少给礼遇，不按五世达赖进京的旧例接见。十三世达赖因此甚为不满。依照清朝礼节，藩臣晋见皇帝，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达赖只愿屈膝，不甘叩首。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赖须备47 种贡品，跪而不磕头，但皇帝赐宴时，应跪迎跪送。
“跪迎跪送”的细节，见于英国侵略军统帅荣赫鹏着《印度与西藏》一书，从侧面证明了西藏领袖为清朝皇帝藩臣的事实。也可以看出，由于英国入侵，被迫同西方发生接触而视野远较其历代前任开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对这种中国式礼节及臣服关系深感屈辱与怨怼，已生抗争﹑反叛之意。只是权衡利害，仍不敢贸然选择脱离中国的道路。清朝政府也不是傻子，知道达赖喇嘛怀有贰心，遂加紧布置，以防其变。1909 年10 月30 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札什城东郊，达赖故意轻慢不理，视若无人。联豫忿甚，借口达赖私运俄国军火，亲自到布达拉宫检查未获，又派人到黑河把达赖的行李翻箱倒箧查了个遍，还是查不出军火。达赖停止供应驻藏大臣官署的粮草﹑人役，以为报复，双方关系公开破裂。1910 年2 月，早有准备的中国川军入藏，12 日，进抵拉萨。达赖见势不妙，逃亡印度。清廷也宣布，再次革去达赖名号，派驻藏大臣另寻灵童代替。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已走到穷途末路的清王朝对西藏最后一次用兵。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覆亡。民国元年，即1912 年，达赖喇嘛返藏复位，驱逐川军。第二年4 月，更在布达拉开会决议，驱逐由内地进藏及土著汉人。一面和英国秘密商议，寻求保护，一面又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各项优惠条件，要求权益。
清朝对西藏用兵，一共六次。第一次是1718 年，康熙帝命西安将军额伦特以军数千，对付占领西藏的准噶尔部蒙古人，在黑河全军覆没。第二次即前面说到的1720 年，康熙以皇太子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六师，平定了准噶尔部。第三次是1728 年，雍正帝派三路兵马共一万五千四百人，分别从西宁﹑甘孜和云南三处进藏，以平定西藏内乱。第四次用兵是1788 年，西藏与廓尔喀﹙尼泊尔﹚发生边界纠纷，干隆帝派兵三千入藏驰援，中藏官员瞒住朝廷与廓尔喀谈判媾和，许赔款以退兵，对上则谎称收复廓尔喀占领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地。第五次是1791 年，廓尔喀因中藏官员拒付赔款，再次入侵，干隆帝除了查办前次失职官员，再调一万七千余人先后开赴前线。这次战争，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逼使其国王投降求和。但中方也损兵折将，并花掉军费1052 万两，占当时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
主权还是宗主权？
清朝对西藏的权力，是主权还是宗主权，成为西藏是否为一独立国家的重要区分点。如果是宗主权，则清朝对西藏只有名义上的“中央”地位，而无实际主持内部事务的权力。曾与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平措汪阶的女儿同居﹑同情藏人命运的魏京生，在监狱里写过一封致邓小平谈西藏问题的著名的公开信，认为清朝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对于以清朝军队帮西藏平息内乱和击退外患，作为西藏从属于中国的理由，他举了一个带明显嘲讽口气的例子予以反驳﹕
“你们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来老帅刘伯承调解，能够据此就说你们邓家是受刘帅管辖，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歪曲事实进行诡辩。”
我们来看看，是谁在歪曲事实进行诡辩。我们权且承认，西藏和清朝是两个国家﹔它们在长达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复杂关系，绝不是两个家庭可以比拟的。我们又权且同意让他以家庭简单地模拟国家，那么他也应该选择两个不预先设定相互为何种关系的家庭作比较。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中国的两个著名政治人物，他们两家互不从属是众所周知的，以此来推导西藏从属于清朝的荒谬可笑，犯了结论先行的毛病。我们权且再依他一次，就拿邓家与刘家来打比﹕如果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老战友刘伯承来调解，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邓家是受刘家管辖﹑邓家是刘家的附属部分”﹔但如果刘伯承一直派一个亲属住在邓家，与邓小平地位平等地参与邓家事务的管理，邓家一发生纷争刘伯承就出面帮他摆平，邓小平与林彪﹑贺龙﹑陈毅及其它一切人交往也都要经过刘伯承允许，林立果﹑贺鹏飞﹑陈昊苏屡次到邓家门上来寻舋打架，邓家打不赢，都要请刘伯承来帮他打，而且刘家一次就拿出全家一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花在邓家的用度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邓家不是一个独立的家庭，也不仅仅是与刘家结成了“刘邓大军”或某种形式的联盟，而应该是刘家的一部分。
两个比喻
在海外积极支持西藏独立的曹长青，十分欣赏魏京生这个比喻，特意将它引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前言中，而且将魏京生这封公开信收为该书正文第一篇。他自己在该书另一篇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中，仿照此例作了一个恰当得多的比喻。他说﹕
“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作为世俗领袖，掌管着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后，乡兵会撤离。平时还要作为『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机情况吁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于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互助互益。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比喻非常之妙，也很贴近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尽管仍有距离﹚。但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不管村和庙相互管辖不管辖，我们仍只会认定一点﹕这个庙不是一个村。如果要组成类似联合国的组织，比方“联合村”，是绝不会接纳这个庙作为成员村之一的。从常情抑或常理上讲，这个村村民都会说﹕这是咱们村的庙﹔所有别村恐怕也会以为﹕那庙是那村的，他们之间的事咱们少管为妙。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九五○年，噶厦政府向世界几个国家派出代表团，请求承认西藏的独立国地位时，没有一个政府表示支持的根本原因，──它们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庙”，而不是一个“村”。达赖喇嘛回忆﹕
“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其它都无功折返，情况恶化。……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至于美国……很明显地，他们改变了立场。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即﹕西藏必须独自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我觉得非常悲哀。”
是的，我也很为达赖喇嘛悲哀。作为一个庙的主持喇嘛，当他一直受施的这个唯一的村不再信奉佛教﹑村长换了几任﹑村委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的这几十年时间里，他干什么去了﹖很多年以后﹙1989 年﹚，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丹增格其向一位法国记者承认﹕
“1950 年之前，我们西藏人真是白痴。与其一成不变地自我孤立，不如对外开放，和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的，如果当时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这一段时间去和外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这个外国只会是印度，中国在1950 年也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就把西藏的主权问题摆平。”﹙董尼德《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
同样是对这位法国记者，达赖喇嘛的回答更是坦率﹕
“我对在1940 年﹙应是1947 年──引者注﹚当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西藏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派遣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使节团，并且由年过七十的摄政亲自率团前往祝贺这件事感到特别的遗憾。如果这件事实现了，我也会随团前往。当时我还是太年轻了，不过至少我可以到那里观光，譬如说到动物园逛逛啦﹗我们当时是应该要这么做的。”
机会是从这个世纪过去的头十来年开始的，然而到这个世纪只剩下最后十来年的时候，达赖喇嘛和他的助手们仍未能完全跳出“庙”的规划形式。长期以来吃喝管拿的那个“村”乱套了，不行了，关系冷淡了，怎么办﹖不是去争取自立，与尽可能多的各村建立“以精神变物质”的关系，而是只找旁边另一个信仰佛教的“村”──印度。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西藏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但它就会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成为印度的一个或数个“自由邦”，就象1974 年被吞并的锡金王国一样。一个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只依靠某一个村子生存的“庙”，是很不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主权的。
不要东村要西村？
达赖喇嘛可能会说﹕印度比中国好，我宁愿成为印度而非成为中国一部分。这话有道理，因为他尝到过做“中国人”的苦头﹔不过他不会不记得，尚未做成一个印度人，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是怎么对待他的﹕
“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人都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我时，我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虽然西藏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您的事迹』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
“起初他礼貌地聆听﹑点头。但是我猜想这篇感情丰富的演讲对他来说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