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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分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后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复”也好，一直处于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被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
单举领土的丧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一八八六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后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龙。其余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啦。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的全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当然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它已经征服的蒙古，及后来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我们知道，元朝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那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炫耀的亡国时代。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只是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的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象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象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而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的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零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余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余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零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于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于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象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于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么入关？凭什么占领和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凭什么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于清朝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对于汉族及汉族正统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赞同。我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即“满族是中国的满族”。请问，有什么根据？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着。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后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后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