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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宪火节不是天天逼着张居正陪自己玩吗？于是他的那些糗事，张居正也摸得一清二楚。什么霸占民女啊，什么私自另立辽王继承人啊，甚至私自擅离辽王封地啊，这些对于日后的清算可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毕竟在人事斗争上，辽王这个纨绔子弟跟天才的张居正没得比。
这里头，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这个细节是一篇文章。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到底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问题是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时政疏》。
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
这篇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一个重要人物的注意，这个人物是继顾璘之后，第二个可以称为是张居正的精神导师的人物。他是谁？我们也暂且先卖个关子。他因此而看重张居正，并着力想把张居正培养成政治接班人，这说明张居正的这篇分析时政的《论时政疏》里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天赋来了。
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小小的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在《论时政疏》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分别是“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陈六事疏》就是在这篇《论时政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但仔细分析这篇文章，曾经为张居正做传的朱东润先生发现过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后面说的四个问题确实都是当时政治腐败、国家危机的症结所在，但第一个“宗室”问题的提出，却明显有些莫名其妙。
因为从明代的政治史来看，甚至只从嘉靖朝的政治史来看，所谓的宗室也就是各分封王那些不规矩的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算是国家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了。在这一方面，明朝的形势明显跟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根本就没可比性。但张居正却在这篇崭露头角的文章里把他做为第一条来说，这岂不是太没有政治眼光了？
不要说跟“政治天才”的说法不符，就算是跟这篇文章《论时政疏》的“时政”这个题目也不相称啊？
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居正在说宗室问题的时候说：“乃今一二宗藩，……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而尾大之势成。”（《张太岳集·奏疏十二·论时政疏》）
这话明显夸大其词，甚至说得有造反的迹象。若是按他这篇文章的逻辑，为国家政权的稳固考虑，第一件事就是得先拿掉这几个藩王的封号，继而杀掉这几个藩王才能永绝后患。
那么，当时符合张居正所指的有哪几位藩王呢？
一个是徽王朱厚爝，一个就是辽王朱宪火节。这两个人都跟着嘉靖皇帝在崇奉道教，而且也都挺荒淫无耻的。
这下，张居正把宗室问题放在第一个的私下目的就不言而明了。
但朱东润先生又分析说，嘉靖皇帝自己就迷信道教长生理论，像辽王朱宪火节迷信道教那完全是拍皇上马屁，因此聚了点儿众、闹了点儿事儿，嘉靖帝哪会当回事儿呢？所以这种上疏是根本动摇不了宪火节的。
但我想，朱东润先生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位忠厚长者的想法，张居正这里完全可能只是一个伏笔，他并不是现在就要达到报复的目的，他是想要提出一个导向来，以便在将来可以痛下杀手。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十六岁他爷爷被害死的当年并没有表现出愤恨与不满来，因为他那时候除了愤恨与不满没有任何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进入了官场，而且在向往权力，他的复仇已经从一篇文章里露出了蛛丝马迹。
后来，隆庆二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辽王朱宪火节倒霉的日子终于来了。不过，当时并看不出来辽王的出事跟张居正有任何关系，这也张居正的高明处。
先是有御史弹劾辽王犯有十三条大罪，其中主要的罪状与张居正当年在文章里记录的都是一回事儿。因为有御史弹劾，所以朝廷便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副部长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儿。
看到朝廷如此重视，这个虽然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本质上还是个纨绔子弟的朱宪火节被逼急了，他居然毫无政治头脑的干起了惊天动地的鸣冤的事儿，还在府中挑起了鸣冤的大旗。内容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反。于是当地官员迅速调集部队，把辽王府团团包围。
后来，去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坚决不肯报朱宪火节是造反，但朝廷的结论还是废了辽王封号，将朱宪火节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火节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后来竟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
当时人纷纷指责张居正公报私仇，张居正也无从辩解。后来甚至因为洪朝选当初不肯诬陷朱宪火节造反，万历八年，在张居正最当权得势的时候，洪朝选也被莫名其妙地陷害，最后死在狱中。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世人都说张居正是幕后的策划，但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事就是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那就是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和能力来看，他要是能施以援手，他的少年好友朱宪火节和那位洪朝选的下场都不会那么惨，所以他在这些事里毕竟是脱不了干系的。
这就是具有天才之称的铁腕张居正，他面对落榜挫折固然表现出了宽阔的胸襟，但他面对个人恩怨，也有睚眦必报的手段。
不过从人性的本来面目来看，人就是这样的，在心灵的世界里，不是善战胜了恶，就是恶一时战胜了善。大善者固然有小恶，大恶者也多少有些小善。
从明代的历史来看，张居正的善应该是大善，而他的恶应该只是小恶。
但当小恶的张居正碰到了大奸大恶的严嵩，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请看下集：《直面奸相严嵩》
第四讲 直面奸相严嵩
入官场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进入官场后，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
那么会是什么呢？
跟所有刚进官场的人一样，张居正要面临的是人事关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事关系，而是如何面对明代最大的奸臣严嵩的问题。
为什么张居正一进官场就和大奸臣严嵩发生了关系呢？我们说他刚进官场的时候，肯定还只是个小官儿，事实上张居正确实在五品以下的位置上做了十几年，而严嵩一直都是内阁首辅，是宰相，张居正怎么跟他搭得上边儿呢？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当的是什么官儿了。
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47年，张居正考中了进士。
然后当了个什么官儿呢？
当了个翰林院的庶吉士。
这个庶吉士取自《尚书》里的“庶常吉士”这个词儿，是对青年才俊的一种美称。明朝设这个官职，其实是为了让那些刚进官场的青年才俊，先别急着折腾，先旁观、学习一下国家行政工作是怎么展开的，所以它只是一个见习的位置。这就像我们现在大学生分配工作之后到单位都有个见习期、试用期一样。
等到三年见习期满，你就可以正式进入翰林院当编修了。张居正就是嘉靖二十九年正式当上了翰林院的编修。
这个翰林院在明代那可是非常不一般的，它基本上相当于国家行政学院，《明史·选举志》（卷70）里说翰林院里的知识分子，官场上是“群目为储相”，也就是说但凡能进内阁的人，都要有过在翰林院的工作学习经历，所以这里的人都被当成是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宰相的。
这样，翰林院其实就是一个国家高层干部的培养基地。
因为翰林院这么重要，所以按明朝的规定，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必须同时兼管翰林院，也就是兼任这个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这样作为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就和作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发生了关系：一方面他们可以算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另一方面他和严校长之间也有了一层师生的关系。
我们常说，人很简单，事也很简单，但人事，就不简单了。张居正这样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一进入官场就这么靠近权力中心，所以他要在人事关系上做出考虑，并跟当朝宰相严嵩适当地套点近乎，这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
当然，促使张居正跟严嵩发生关系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嘉靖朝那两场有名的政治斗争。
一场是夏言与严嵩的斗争，另一场是严嵩与徐阶的斗争，这两场里严嵩都是个核心人物。
在这两场历经数十年的政治斗争面前，张居正肯定要做出反应：
第一，他要面临一个站队的选择，也就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加入哪一个政治集团的选择。
第二，因为靠近权力中心，而他自己的官职又不太高，所以他不用过分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几场最为精彩的政治斗争里冷静、客观地学到很多东西。
事实上，张居正在掌权之前，也就是在他的万历新政之前，明代嘉靖朝到隆庆朝，也就是明代第十到十一个皇帝之间，有名的政治斗争还不只这两场，嘉靖朝是严嵩的两起，隆庆朝还有两起，分别是徐阶跟高拱的斗争，以及高拱跟张居正的斗争。这四场斗争中，张居正的卷入程度越来越深，甚至最后也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并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我一直认为，张居正之所以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之所以能在后来的政坛上那么如鱼得水，一方面固然跟他的政治天赋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跟他在这几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