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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当然知道小万历的鬼心事，马上扳着脸说：“这事儿嘉靖时偶一为之，主要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咱们现在万历新政刚刚施行，应当以节省为要。”那话的意思就是这只要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能办。
旁边冯保看着小万历心痒得很，就替小万历求情说：“要不，咱们就搞一次，以后就不搞了？”
结果张居正一点都不让步，说你知道搞一次要多少钱吗？要十万金！现在国库空虚，百姓生活艰难，我看还是省省吧。
冯保还要争，结果这时候小万历听了张居正的话却立刻回心转意了，他说：“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明神宗实录》）
张居正听了这个十一岁孩子的这句回答，当时就很感动。心想，这样一个爱惜民力不爱财的小皇帝，将来肯定是个明主啊！
张居正哪里知道，在他死后，那个长大了的小万历却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贪财皇帝，不仅贪财，而且极不爱惜民力，终于把张居正苦心经营的万历新政的家底都赔了个精光。
第三个例证，张居正教导小万历要仁慈，要重视人才，这是做一个好皇帝的重要条件，而这一点小万历也做得非常不错。
小万历小的时候就非常仁慈，隆庆帝的遗孀恭妃让人把宫里的金壶偷偷地拿回家去，守门太监举报之后，小万历不仅没有责罚她，还批示说：“她家贫，赐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许拿出去。”
你看，既讲规矩，又体谅人。
张居正有一天给小万历讲自编的插图本教材《帝鉴图说》，刚说到宋仁宗有个很奇特的习惯就是不喜欢珠宝，这时候十岁的小万历张口就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谈迁《国榷》卷六八）
那意思是说，仁宗这个习惯不奇怪啊，一个作皇帝的当然应该把贤臣当国家的宝贝，珍珠这些只能算普通人的宝贝，哪里能算国家的宝贝呢？
张居正一听大喜过望，说这就是明君的想法，明君就知道人才远比珠宝要珍贵得多。
到了万历元年的十一月，在张居正张老师辛辛苦苦教了小万历将近一年的治国之道之后，这个还不满十一岁的孩子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召见吏部尚书张瀚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亲自召见天下廉洁自律且有能力、有工作业绩的官员，让各地推荐这样的优秀官员到京城来，他要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
张居正高兴啊、欣慰啊，他感觉自己的心血没白费，他的万历新政终于有了个万里挑一的最佳接班人。这个孩子要是能好好地培养，大明王朝必将有一位中兴的明主、振兴的帝王。
后来不停地有人批评张居正虽然很好地执行了万历新政，虽然在万历新政的头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他死前对于内阁的人事安排并没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也就是在内阁里没有培养出能够继续其辉煌事业的改革接班人。
其实，张居正确实没能像徐阶培养他那样在内阁里培养出自己出色的接班人来，但张居正之所以没在内阁里培养出出色的接班人来，是因为他心中最为出色的改革接班人根本就不在内阁里，而是在皇宫里，在大内里，这就是他那位最得意、最器重也是最看好的学生——小万历。
可惜，张居正看不到自己的身后事，他看不到小万历对张家极不仁慈的血腥报复，也看不到小万历怠政、荒政、几乎毁灭了所有政治后备人才的后半生。
逆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目光如炬的张居正会看走了眼了呢？
难道小万历小时候的这些优良表现都只是作秀吗？
如果只是表演，一个孩子又怎么可能表演成这样呢？
如果不是，那么年少时有望成为栋梁之才的小万历为什么长大后又会成为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极端呢？
我个人认为，这既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成长问题。
这首先是一个教育问题。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三个字——家长制——或者叫“家长式”教育。《三字经》不是说嘛“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话的愿意是说教育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可这种责任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异常膨胀，最终在家长与老师看来，教育的责任变成了教育的权利。
注意，责任是种义务，从责任到权利，教育者的教育心态就完全发生了扭曲。
既然教育者有家长式教育的心态，被教育者的教育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和李太后对小万历奉行的正是这种“家长式”的严格教育。
《明史·张居正传》有一段记载说：“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是说，小万历小的时候，都是冯保看护他的。等他以十岁的年龄坐上皇帝位置的时候，冯保还是从早到晚看护着他。小万历要是有什么小错误，冯保就吓唬他说“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妈！”一听这话，小万历就老实了。
但如果有些错实在掩不住，被李太后知道了，李太后就吓唬小万历说：“你再这样，这就告诉你张老师！”
经过这两级恐吓，小万历就彻底老实了。
这说明，到李太后那儿，还只是启动“黄色预警”，顶多就算是“橙色预警”。但到张居正这儿，已经算是启动“红色警报”了。你说这小万历对张老师害怕成什么样！
当然，张居正作为大臣，虽然他是小万历的老师，但他倒也不敢打骂自己的皇帝学生。可即使没有打骂，小万历也对他怕成这样，这就更能说明这种家长式教育环境下学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了。所以张居正说不许办灯会，就是不许办灯会；说不许看焰火，就是不许看焰火。虽然张居正的出发点没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个孩子在心灵上的渴望与要求。
说实话，张居正并不知道他这个最得意的学生想要什么，他跟大多数家长一样，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教给他的就应该是他最需要的。
可惜，大人的“应该”和孩子心目中的“应该”永远不是一回事儿。
这就要说到一个孩子成长的问题了。
美国曾经有部非常有名的情景系列剧，叫《成长的烦恼》。在剧中，家庭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望子成龙的父亲与日渐长大的儿子迈克之间的矛盾。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难题，即一个父亲如何面对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的逆反心理。
据心理学家分析，男孩子最容易在十一到十三岁产生逆反心理，而在十六到十八岁这种逆反心理往往表现得最为强烈。
大概小万历的成长环境更为恶劣些，十一到十三岁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他的逆反表现，可到了十六岁之后，这种表现一下子就强烈起来了。
当然，公允地说，这种情绪的滋长也与张居正有关。
张居正在经历过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论是性情上还是工作风格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变化，时人评论是变得更“操切”，也就是更极端了。遗憾的是，因为小万历在张居正心中具有“接班人”的重要位置，他对小万历的期望也随着这种“操切”变得极端起来。而在这种期望下，越是跟张居正有着类似于父子之情的小万历还就表现得越逆反。
比如说过了十六岁的小万历，结完了婚，成人了，思路和习惯也不再跟敬爱的张老师合拍了。而面对这种不合拍，张居正的态度则是加大力度，一定要把它扭合拍，所谓“强扭的瓜”就是这么产生的。
有一次，小万历觉得自己大内的钱不够花了，就跟户部多要五十万两。户部说年初的财政计划里没有这笔钱，所以国库里也拿不出这笔钱。
小万历一听就说那就不走财政计划好了，省得耽误了其他方面的费用。他转头命令工部，说你们不是可以铸钱吗？你们就另外给我铸五十万两，这样不用动原来的财政计划，而我又有了多余可用的钱。
说实话，小万历完全没学过经济学，这不怪他。可张居正听到户部的汇报后当时就很生气，让工部不要理这道命令，而自己则去苦口婆心地去找小万历说理。
小万历一见张居正就用质问的语气问：“先生为什么不让铸钱？我不用户部的钱，让工部铸钱也不行吗？”
张居正费神地解释说：“天下有一两银钱，必有相应的一两货物。这叫物有所值。现在货物不增加，而银钱的总数要是增加了，那不就物无所值了吗？”
小万历说物无所值有什么关系，只要有钱在，物不就有所值吗？那意思是只要钱能买东西，钱就是值钱的，东西也是值钱的。
你别说，他这个静态的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张居正费尽口舌给他解释了半天，就差没把“通货膨胀”这个词说出来了。但就算张居正能泄露天机把这个现代经济学词汇说出来，小万历估计还是不能接受，因为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是皇帝，江山都是他的，天下都是他的，为什么天下的钱却不是他的。张居正解释得了通货膨胀，却解释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在现实中有那么多束缚与限制。
所以，最后虽然小万历在这场有关铸钱的辩论赛毫无疑问地输给了他博学的张老师，虽然铸钱最终还是被张先生否掉了，但小万历心中的愤愤不平却是张居正已经抚不平的了。
在这场铸钱辩论赛完败之后不久，小万历又精心准备了第二场与张老师的辩论赛，这一次他的准备就充分多了。
万历七年的五月，张居正拟旨，封辽东总兵李成梁为宁远伯，并准许世袭爵位。
李成梁是边关大将，是张居正稳固国防的左膀右臂，再加上他累积功劳无数，最近又新获战功，所以张居正给李成梁的封爵，这一点谁也没意见。
小万历也没意见，而且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封爵。可第二天，他就让太监到内阁传口谕，让张居正拟旨，拟封自己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