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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几位虽然受刑甚苦，却一个个没有半分怨言，反倒终身都觉得这是种莫大的荣耀，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视为是道德的楷模，认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正是文人所追求的气节。
说老实话，这确实是一种气节，因为这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某种信仰的坚持与执着。
但我认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信仰，但却没理想。
很多人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有理想，说我以后要怎样怎样，要如何建功立业，但长大后呢？一碰到残酷、冰冷的现实，年少的理想就彻底成为了梦想。
所以我们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大多都已像凋零的花。”
所以大多数人的“理想”最后不过就是随便想想而已，所以叫“理想”——心里头随便想想！
但张居正不一样，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他跟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儒家的那套东西也是他的信仰，可他比他们还多一样，就是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
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握紧自己的理想，这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不仅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勇气，也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
在世人看来，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可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就是你哪怕再没本事，但只要合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你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趾高气扬地生活。但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贡献，只要你违反了通行的社会道德标准，大家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
我们常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张居正认为自己握住了真理之手，哪怕大多数人的唾沫星子果然可以淹没他，他那只握住真理之手的手也绝不放手，我以为，这，就是他能取得盖世功绩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据说那位引发了反夺情政治海啸的张瀚，在回乡之后经常郁郁寡欢。在他临死前的弥留之际，他口中仍不停地念叨着张居正的名字。
是不是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初挑起的反夺情浪潮，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错误呢？
在这场夺情伦理风暴中，不论谁对谁错，作为风暴中心的张居正都已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奉旨夺情，坚守岗位，可工作风格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又会给万历新政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看下集：《国家利益至上》
第二十一讲 国家利益至上
决绝
一个有理想的人，往往会对理想本身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与憧憬。
而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往往在一开始就对实现理想的艰辛做好了准备。
只对理想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与憧憬的人，这种理想往往到最后只是梦想。有句歌词叫“有梦想就会成功”，我觉得这话不对，梦想谁都有，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我们总是对梦想做好了准备，却没有对冰冷残酷的现实做好准备。
但能实现理想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开始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们每一步都坚实笃定，又都小心谨慎。他们从不期望会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直通到一个叫“理想”的地方。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
张居正比较喜欢禅学，所以他帮李太后崇佛，也并不完全是简单的附合。万历元年的时候，也就在张居正的政治“理想”——万历新政开始之初，他曾经写信给友人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张太岳集 书牍》）
意思是说，前年冬天，因为读《华严经》中的偈语有感，当时就发了一个弘愿，这个弘愿就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这里要注意，这个偈读ji不读jie，它在佛学中原来是专指发自真心的敬颂的语言，梵语读作“嘎萨”。偈本身就是发自真心的弘愿了，在读偈之后又发弘愿，那在佛学中可谓是舍身之语，是最纯洁、最纯净的心声，也是最不可违背的誓言。
那么，张居正这个最纯净的心声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尘刹”就是指这个现实的世界，佛祖的四大弟子，也就是观世音等几位菩萨都发过要历经尘刹、普渡众生的弘愿，所以像《楞严经》里就有一句叫“将此深心奉尘刹”，张居正“愿以深心奉尘刹”就是借用了这一句。在这句之后又加上一句“不于自身求利益”那意思就更明确了，就是但求为国为民之志，绝不吝惜自身。
要知道按张居正“前年冬”的说法，他写这话的时候还是隆庆五年，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副宰相，他要抒发报国之志，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要如此毅然决然，还要在佛祖面前发下弘愿呢？
这说明他对实现人生理想的艰难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所以他在施行万历新政的过程中，一路上既雷厉风行，又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你看他在用人上，要份外考虑怎样安抚高拱原来的那些手下；即使面临着不小的非议，他也要适当地处理好与大太监冯保的关系；更不用说跟李太后了，既有两分尊重，又有两分暧昧，更有两分相互的依赖，还有两分知己之情。
我们读他的《张太岳集》，甚至会读到他在给许多部下的信中有许多苦口婆心的解释与劝导。
可以说，为了他的万历新政，张居正虽然大权在握了，但直到夺情事件之前，他还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
可张居正再有准备，大概也没准备到这一场有关“夺情”的伦理风暴。
因为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和整个万历王朝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张居正是回家守三年孝，还是夺情留任内阁。
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所谓“政治与强权同在，权势与地位共存”。等你在家待了三年再回来，内阁里哪还有你的位置呢？况且嘉靖以来的政治形势，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为落势的内阁首辅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看夏言倒台，被严嵩整死；严嵩倒台，被徐阶抄家；徐阶倒台，被高拱弄得两个儿子发配充军；而高拱倒台，冯保更是要借王大臣案置他于死地。现在张居正一旦交出大权，等待自己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的呢？
这一点张居正当然会担心。
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权力和光阴一样，失去了，轻易就回不了头。没有权力在手，他的改革蓝图、万历新政的理想又何以彻底实现呢？尤其是在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刚要进一步推行的关键时刻，张居正要是放弃了手上的权力，也就等于完全放弃了整个万历新政。
所以，在士大夫阶层纷纷攻击他的“夺情”就是贪恋权位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名言，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张太岳集卷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这就是林则徐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典故出处了。那意思就是为了国家，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还怕什么世人的非议呢？
张居正不是没有矛盾过，不是没有痛苦过，但当他为士大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逼迫，在王锡爵面前屈膝长跪、引刀欲自刎之后，他算是横下了一条心。横下了什么心呢？他张居正作为堂堂内阁首辅，逼不得已，给人下跪，跪是跪过了，但再站起来，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张居正了。
原来的张居正虽然强势，但却讲策略，讲方法，人事上、工作上都小心谨慎沉稳得很。可跪过后再站起来的张居正，心中只有“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强大信念，除此之外，他再不顾忌任何其他的东西，哪怕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非议，甚至是整个时代的非议。
从此以后，张居正的工作风格，甚至是生活作风也为之一变，他无所顾忌，充分集权，进而紧握强权，排除异己。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生活上日渐奢侈，工作上也再无情面可讲。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在两件事上。
排场
第一件，是张居正回乡葬父的排场。
在小万历和李太后反复下旨慰留之下，张居正终于下了夺情留任的决心，但也提出了五个条件：一是上班可以，但不拿工资；二是朝廷的祭祀活动、公共活动，一概都不参加；三是上班时要允许他穿青衣角带；四是他经手的公文上要加上“守制”两个字。这几条都是表示他作为一孝子的身份，这都说明张居正夺情留任是为国尽忠，而不是为了名利。
最后还有一条，那就是等明春小万历结婚大典完成之后，即回乡葬父，然后张居正要亲自把老母亲接到北京来住。
对于这些条件，小万历和李太后当然无条件答应，只是觉得张首辅是委屈了自己。
可张居正认为自己上不食公家俸禄，下不通四方交遗，一心为国，辞俸守制，这样就可以无愧于心了。
终于等到了第二年，小万历婚庆大典之后，虽然小万历、李太后感觉时刻都离不开这位张先生，但事先说好的，张居正要回乡葬父，小万历只得依依不舍地让张居正走了。
据说张居正走之前来跟小万历辞行，这位刚结了婚的十六岁少年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自己的张老师长途归乡，一定要保重身体，尤其到家安葬自己父亲的时候不要太悲伤。
张居正听了这话，感动不得了，当时跪拜在地上就失声痛哭起来，小万历走过来，扶起张居正，才说了一句“先生千万不要太悲痛”，自己也就哽咽着哭了起来。张居正怕小万历太伤感，所以赶紧叩头告辞，人还没走出大殿，只听见身后小万历在跟身边的侍从说：“我有好些话，想跟先生说，见他悲伤，我哽咽得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