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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报怨”，以怨报怨，他只是一个能忍、能等的人罢了。到了万历八年，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巡按任上有贪污受贿的事实，结果内阁下令严查此案，最后认定了刘台的罪名，刘台最终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从客观实际来看，张居正确实没料到刘台这一支背后射来的冷箭。但刘台案之后，张居正却认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改革、他的变法只有进，没有退。他张居正既然蒙太后与小皇帝的重恩，也只有一股作气、勇往直前了。
但怎么往前呢？
政治改革之后往往就是经济改革。政治上、权术上他张居正很拿手，经济上他就有点把不住了，如何开展经济改革就成了张居正此时最大的一块心病。
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张居正又将如何来治这一块“心病”呢？
请看下集：《施行一条鞭法》。
第十七讲 施行一条鞭法
我喜欢旅行，尤其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很多次，我坐在火车上，从南至北，看到华夏大地上到处是金色的麦浪，看到到处是一片春华秋实的丰收景象，心里就不由的兴奋和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啊，传统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虽然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农业文明的阶段，但农业问题一直是我们这片土地上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彻底地取消了农业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里，那可是一件开天辟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我曾经看到一份材料说，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也就“三农”问题曾经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后的重心再次回到广大农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都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农民是幸福的。但回头看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农民的苦难就不是一般的深重了。
一个案子
就在四百三十七年前，也是一个丰收的秋天，在江南松江府的华亭县有一个叫赵玉山的农民，面对着一派丰收景象，他可乐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管不住他牛脾气的儿子赵大柱。
赵大柱是赵玉山的独子，虽然是个南方人，但长得却像山东大汉，所以他外号叫水牛。赵大柱就跟他的外号一样，不仅壮得象头牛，脾气也犟得象头牛。现在大柱又犯犟了，他爹叫他低头认命，他还就偏不认这个邪。
那么赵玉山到底要劝儿子低头认什么命呢？
原来啊，赵家世代农民，家里有几亩上好的水田，每年的收成还不错，赵玉山老伴也去世了，儿子赵大柱娶了个媳妇洪阿兰，生了个女儿叫赵小兰，一家四口人就指着这几亩地过日子，倒也能凑合着过得去。
可今年虽然收成不错，但日子眼见着就过不下去了。
那么收成好了，日子为啥反倒过不下去了呢？
坏就坏在今年刚好是赵家他们这一甲的役年。
明代规定要均徭役，就是为政府当差做苦力的事儿，大家要均摊，这本身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每县把老百姓按户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担本县的一切徭役，这里头修河堤、筑路、解运漕粮、为驿站当苦力、当马夫，甚至官府的各项临时差役，等等等等，只要是官府需要人手的时候，都得由这一甲来出人顶徭役。
那么，每一甲的人头怎么算呢？
很简单，农业社会嘛，当然以农业为本，也就是以各家所拥有的田亩数作为基本的衡量单位。但你说我家有田，可没男人咋办？总不能让女人去修河堤吧？
那没办法，轮到你们家，你就得出人，出不出来，你可以花钱雇人啊。反正你家有几亩地，轮到你，你就躲不了。
但还就有人躲得了。谁呢？势家大户。
明代规定有很多人可以享受徭役与赋税方面的优待政策，做官的，读书人，还有朝廷功臣，世袭爵位的贵族，反正官府认定了就可以。这样，当你的田多到一定程度了，多到能和官府勾结起来的程度了，你当然就可以以各种优待政策为幌子，或者打一些优待政策的擦边儿球，从而彻底逃避徭役了。
有钱有权的这些大地主可以逃避徭役，那么没钱没势的小老百姓怎么办呢？
小老百姓也有小老百姓的办法，那就是卖身投靠这些地方上有权势的大地主家。
那位会说了，不至于吧，老百姓的素质不至于这么差吧！你家有田，该你家出的徭役你为啥要逃避呢？
其实，要光是徭役也好说，问题是比徭役更重的还有赋税。只要你家有田，每亩地要交多少粮，那都是有定数的。不管你收成好还是收成差，只要朝廷没有特旨，你就必须要交满那个数，否则你就是谋反，就是叛民。
除了朝廷所收赋税的定额，各地还有自己的克扣，这种克扣名目可就多了去了。比如最有名的叫火耗，就是缴的银两再熔炼的时候说是有耗损，这个耗损的费用你得提前交了。交粮食的居然也有耗损，这个耗损来得比较有意思，叫“淋尖踢觥”。觥是量米的容器，老百姓交粮的时候，倒满一觥粮并不能算数，称量官上来要踢一脚，这洒出来的米那就算是损耗了。洒出来的就不算你交到国库的，而是要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所以面对各种各样、花样百出、名目繁多的税种，任你守着几亩风水宝地，那赋税总是不够交的。
在这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面前，很多人小老百姓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多都产生了一个很实际的选择，即投靠势家大户，宁肯向这些大地主交租，也不向政府交税，而且因为有了势家大族的庇护，繁重的徭役也可以免了。
当然，这种投靠不只是说说的，关键是要把自家的地奉献出来，而且是要主动奉献出来，这在明代，叫做“投献”。投献过之后，地成了地主家的，而原来的农民就成了佃户。问题是投献过之后，这些地在官府的田亩记录上也成了呆帐和坏帐。原来的主人没了，所以地也就成了死地；既然成了死地，又如何交税呢？所以拿了地的地主也可以隐瞒着不交。这下巨大的油水就流到地主那儿去了。当然，也不能全流到他那儿去，他也得给上上下下的官员打点，国家的蠹虫们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起贪，才贪得长久，才贪得保险。
要知道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土地上的油水才是封建农业社会中最大的利益所在，所以看中这一生财之道后，大地主们在等待农户投献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手段逼着农户投献、卖身，这样土地就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大地主阶级的手中，这就叫土地垄断，土地兼并。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后斯，已经非常严重了。据说到隆庆年间，那位自个还算正直的内阁首辅徐阶，他的几个儿子在老家松江府兼并的土地总数就达到了四十万亩。
因为好多自耕农都成了大地主家的佃户，所以原来出徭役的人数也减少了。人少了，活不见少，农民的负担就更重了，再加上地主的欺诈逼迫，所以不断的有人去投献、卖身，从自耕农最终成为了大地主家的佃户。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尤其是轮到哪一甲摊上役年，这一甲里投献、卖身的情况就尤其得多。
现在轮到赵家这一甲出徭役了，赵玉山都六十岁了，一把年纪还能出来折腾啥？所以赵家唯一的强劳力赵大柱就无论如何要去顶徭役。这一年赵大柱已经顶过两回正役了，一是送漕粮，一是修江堤，结果修江堤的时候给滚石磕着了腰，当时还吐了血，养了好几个月才好。现在眼见着又农忙了，结果县衙又派活儿下来了，说京城里有御史来，临时要几个役夫，赵大柱力气大，所以被征作轿夫，就是去给人家抬轿子，这叫做杂差。
赵大柱一听就火了，说凭什么又是我们家？今年我不都顶过两回正役了吗？
班头眼一瞪，说该你们这一甲出役夫，你啰嗦什么？不出人，你们试试看！
说完掉头要走，赵玉山赶快出来打圆场，说软话。班头一看，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些，然后悄悄地对赵玉山说：“其实，这都是徐三少爷的意思，谁叫你老赵头不识趣呢！”
送走了班头，赵玉山回头就劝儿子赵大柱，说这回咱们就低头认命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必要较这个劲呢？
原来啊，这个徐三少爷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徐阶的三儿子徐瑛，他是个纨绔子弟，仗着他老子的权势在松江府作威作福，算是松江府的一霸。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欺男霸女，侵占别人家的田产。说他看中了赵家这几亩上好的水田，想法逼着赵家到他徐家投献，可赵大柱坚决不肯。
依着赵玉山，投献就投献算了，虽然说自己家这几亩田是好地，但毕竟也顶不住那么多的赋税和徭役，况且村里把地投献给徐家的人多了，不过就是名分上难听些，但日子不还照样过吗？咱种地的，管他名分干什么呢？所以他劝儿子投献算了。
可赵大柱坚决不肯，因为他知道这个徐瑛看中的根本不是他家的地，而是他的闺女赵小兰。赵小兰十四五岁了，有一次去给奶奶上坟，路上被徐瑛碰到，徐瑛就调戏了赵小兰，还说要赵小兰到徐家给他做小老婆，幸亏小兰的娘洪阿兰碰到，才把女儿救了出来。徐瑛当时就放狠话说，不仅要赵小兰的人，还要赵家的地，让赵家全家都要给他当奴隶！
洪阿兰把这事告诉了赵大柱，赵大柱就没敢告诉赵玉山。现在老爹催着他到徐家投献，他只好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说了。说赵玉山听了之后，气得浑身发抖，对儿子说：“你说得对，咱就是砸锅卖铁、流浪他乡，也不能到他徐家去投献。”
可眼前徐瑛安排下的刁难又该怎么办呢？
马上就是秋收农忙的时候，赵大柱那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这田里可怎么办呢？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