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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这下就很为难了。一方面不能对不起一手培养自己的恩师、冷了徐阶的心，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冷了张佳胤这批高派中层官员的心。张居正确实为难，但张居正面对为难事儿的时候向来都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四个字：开诚布公。
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后人很多人说张居正城府深，会耍手段，事实上我看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这样直截了当的效果有时反而会出奇地好。
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
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给张佳胤的信写得就更有水平了。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
“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
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
当然，张居正这话也不是为了贪功、套近乎，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
就是说，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
这番话说得是出人意料，又直指要害。
说是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张居正说的是句句在理啊，而且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在人家张居正的肚子里，那还不过只是一条小船。
尤其张居正在信的最后又用了一大段美文把张佳胤的特点、才学推崇了一番，话说得是既准确，又漂亮，让张佳胤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没那么准确，所以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也努力工作，一心为民，后来终于在万历年间做到了兵部尚书，成为了万历朝的一代名臣。（以上引文俱出自《张太岳集卷二十五答张崌崃》）
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的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当大家都以为没事儿了的时候，张居正又突然下刀了，人事上的大清洗还是如期而至了。
干事与说话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第二个用人艺术了，这就是：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
张居正留住张佳胤这批高派官员的人心，那是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政系统内干事儿的人，但对于监察系统内原来的高拱的那帮手下，张居正可就不客气了。
明代的监察系统和我们现在的监察系统不太一样，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们虽然工作职能也是监督与考察行政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只有一种，那就是——议论和弹劾！
议论朝政、弹劾官员就是他们最常干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无聊的事儿。
你想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好议论个是非，徒逞口舌之利，现在给他们专门设了这个平台，那还得了。所以明代文人最大习气就是争辩，最大的本事就是弹劾。为了一点小事儿，你弹劾我，我弹劾你，争吵个不休。
还记得吧，我们以前说过，高拱之所以跟徐阶结怨，就是因为一个叫胡应嘉的给事中弹劾他上班时间回家忙着“植树造林”去了。人家高拱快六十了还没儿子，偷空回家“植树造林”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胡应嘉道听途说，就上本弹劾，弄得高拱以为是徐阶指使的，这才导致了两派政治力量的大决斗，几乎把隆庆朝的政治全败坏掉了。
这就叫文人政治，因为好为议论的习气，文官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争吵上去了，国家也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争吵中萧条下去了。
张居正也是一个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制度，但他深切认识到这种言官制度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朝廷养着一大帮只说不练的官员，这些人只说不练也就罢了，他们的“说”还要干扰干事人的“练”。
所以，张居正决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举行“京察”，也就是提前举行本来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干部例行考察。利用这个机会，对监察系统的官员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开掉了很多人。当然，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来的手下。
有人据此说，张居正还是不能容人，还是要对高拱原来的亲信挟私怨进行报复。
事实上，张居正的考虑有两点：
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个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
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
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
“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挡路了。
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
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才，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
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
不只如此，为了让干事的人好好干事，不受说话人的干扰，他甚至走得很极端。他在任上曾经大力裁并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难免会议论是非，张居正就把他们的平台连锅端，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张居正对此倒并不在乎，只要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该下手时他绝对狠得下心来。
当时有个大儒叫何心隐，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说起来还算是张居正的同学。但由于张居正认为他宣扬异端邪说，干扰了推行万历新政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张居正就主使地方官员秘密把何心隐给害死了。
如果说这就叫“成大事者，不择手段”，这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居正做为一个政客的冷酷与专制的一面。
稳重与极端
说起来，张居正之所以不用说话的人，甚至对好议论的人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他想为能干事儿的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环境。但对于能干事的人，他也有一个区分，这就要说到他的第三个用人艺术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用人艺术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
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
张居正上台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有人因此充满了信心，有人因此一直陪着小心。像张佳胤就是庸人自扰白担心的人，但像海瑞就是因此而充满信心的一个代表。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怎么排，从古到今看，他在历代清官龙虎榜上总能排在前三名吧。
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
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