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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可是同乡，会不会是徐阶指使的呢？
这种念头一出现，就压制不住了，高拱越想越觉的是这么回事儿。
没过多久，这个胡应嘉刚好也犯了错误，内阁要拟定处理意见，因为也不是什么大错误，所以徐阶就主张从轻处罚。但高拱不干，好不容易逮着个报复的机会，一定要主张从重处罚。结果徐阶作为首辅就很为难，其实他跟胡应嘉倒还真没有什么关系，但考虑到作为言官的给事中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他权衡了一下，还是较轻地处罚了。
这下高拱一看，好啊，胡应嘉果然是你徐阶的人，看来上次的事也是你徐阶背后主使的了。再加上徐阶拨乱反正，居然起用张居正都不用他，这下高拱的心头火腾地就烧起来了。他马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徐阶。
你徐阶不是手下有言官吗？我高拱手下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两个。你让人弹劾我，我也让人弹劾你！
于是高拱就指使手下一个叫齐康的言官来弹劾徐阶。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齐康被其他言官们痛骂不算，言官们又把矛头一齐指向了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又莫须有地指使齐康攻击徐阶。这一下犯了众怒了，虽然有隆庆护着，高拱也不好意思在京城待了，于是提出辞职，回老家了。
可高拱虽然走了，言官们之间你骂我、我骂你的争吵还没断。到了第二年，徐阶也受不了了，还是有高拱一派的言官在攻击他啊，所以他想想自己年纪也大了，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破红尘了，况且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张居正也完全能挑大梁了，所以他激流勇退，提出辞职，彻底回家养老了。
徐阶辞职归隐是真，高拱辞职只不过是一时的隐忍罢了。
等到徐阶退了，高拱利用和内廷宦官的关系，以及他和隆庆的关系，没过多久，就回到京城，官复了原职。这时候老实巴交的李春芳是内阁首辅，他很清楚高拱与隆庆的关系，也很清楚高拱的野心与为人，所以不久之后也主动辞职了，把内阁首辅的位置交给了高拱。
契机
很多人认为，这下高拱回来了，就像那句气势汹汹的“我胡汉山杀回来了”一样，这下张居正作为徐阶的得意弟子和接班人，他和高拱肯定就不对路子了，怪不得都说他们俩斗得厉害，估计就是打这会儿开始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首先，高拱的复出虽然靠的是太监，但张居正也是出了力的。《明史张居正传》就说高拱的复出是“居正与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如用拱”。就是说是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一起策划了高拱的复出。两个人要是不对路子，张居正干嘛多此一举呢？
其次，从高拱回来后的表现来看，张居正和高拱在很多事上都是通力合作的。这从隆庆朝意义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上就可以看的出来。
之所以说这是隆庆朝意义最大的大事，是因为它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安危。
我们前面讲过，张居正进入官场后，促使他在徐阶和严嵩之间做出政治立场选择的一件大事就是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蒙古族后裔俺答的入侵。那一次，俺答突入古北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差点儿就完蛋了。正是基于爱国与卖国的底线，张居正与严嵩集团划清了界限。
在经过这一次惊心动魄的亡国危机之后，张居正深刻认识到只有兵强才能国富。他心中的“国富论”就是要富必先变法，要变法必须要有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他在他的两篇表现其改革思想的文章《论时政疏》和《陈六事疏》里都反复提到要“饬武备”以“护国本”。所以他进入内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工作就是分管兵部。
大家都知道，明代的抗倭明将戚继光，那就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另外，像俞大猷、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这些军事上的重要将领，也基本上因为张居正的关系都得到了重用。这首先说明他在军事上是能够知人善任的。
另外，张居正的军事嗅觉也很敏锐。在基本平定了南方的倭寇之乱之后，他立即调戚继光行等人北上，加固北部边防。他认为历来亡国之乱都是从北部少数民族向南入侵造成的，从来没有说南部少数民数向北方入侵能得天下的。再加上这时候的国都北京城又紧临北方长城一线，所以北部边防安稳才能国防安稳。所以从隆庆朝张居正入阁开始，一直到万历十年他去世，他都倾全力苦心经营北部边防，从而为他的变法赢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说起来张居正这十几年成功经营北部边防的契机倒是源于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三娘子”。
听了这个名字，可别跟那个有名的戏曲“三娘教子”混在一块儿。
听上去这名字很汉化，其实她是个蒙古人，她的原名叫克兔哈屯，她之所以有“三娘子”这个非常汉化的绰号，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汉文化，行动举止、甚至服装打扮，都喜欢像汉人一样，这在蒙古人里就很另类了。再加上她又长得美貌异常，是蒙古人中有名的大美女，所以“三娘子”这个名头就越叫越响了。
三娘子可是蒙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强人，现在的呼和浩特就是在她的倡议下建起来的，所以在古代呼和浩特又被叫做“三娘子城”。她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历史贡献呢？是因为她是蒙古各部落中最厉害的首领俺答的妻子。
这个俺答，就是嘉靖二十九年那次兵围北京城的俺答。
说起“俺答”这个名字其实还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
“俺答”是个音译，在蒙语中是兄弟的意思，结拜兄弟就叫“俺答”，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里写郭靖和拖雷结拜为兄弟，就是这个词儿，但金庸先生把它译为安答，这词儿就很中性。
可《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这些史书把这个“安答”写成“俺答”，明显就有些鄙视人家没文化的意思。
不过俺答这个人确实没什么文化，当年兵围北京城，徐阶在逼降书的细节上跟他歪文诌字的，弄得他一头雾水，他性子本来就糙的很，所以莫名其妙地打到了北京城，稀里糊涂地最后又退回了关外。
要说这个俺答性子糙，还不只是在打仗上，在生活上也这样。
这个三娘子本来是他孙子把汉那吉的情人。这俺答也喜欢三娘子，不管他孙子乐意不乐意，一把就抢了过去，把三娘子封作自己的王妃。
这作爷爷的抢了孙子的情人，作孙子的就不干了，但他又打不过他爷爷，于是这个把汉那吉一气之下，就带着几十个人来投降大明。
要知道几十年来，明王朝与这些蒙古后裔一直是处在开战状态的。当时的边关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碰到这个情况，一下就很紧张。
为什么呢？
按照惯例，明朝是不接受蒙古人的降将的，因为一旦接受，就会引发事端。在此前与蒙古人的交锋中，明朝的军力一向都处于弱势，能不惹事就不惹事的好。
但王崇古和方逢时于隆庆朝被派到宣大一线后，积极练兵备战，这时候军力已经大为改观。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个事不应该怕麻烦、怕惹事儿，应该先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再说。于是两个人一边先放把汉那吉入关，一边琢磨着怎么给朝廷打报告，把这事赶快汇报一下。
好不容易写好了汇报，这边送报告的人还没走呢？那边张居正的八百里加急信函就到了。张居正的亲笔信是写给王崇古的，信很短，连着几个问句：
“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望即密示，以信（伸）所闻。”（《张太岳集书牍二 与抚院王鉴川》）
这信翻译成白话，是这样几个连环的疑问：
听说俺答的孙子带了十几个人来投降，有这回事儿吗？
你们作为边关统帅，见到人没有啊？
俺答活着的儿子里只有一个叫黄台吉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黄台吉的儿子？
他为什么来投降，事件的起因你们调查了没有？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到现在你们还没向朝廷汇报呢？
我实话跟你们说，这事情非常重大，不可以等闲视之，你们得赶快把情况告诉我。
所以说张居正是个实干家，一封小小的短信，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行政风格来了。
第一，他远在京城，却能洞悉天下。这真的是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
他怪王崇古不跟他汇报，这确实是冤枉了王崇古，因为他的消息太快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汇报呢，他那儿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了。可见张居正的情报工作做的有多深入。不是心系国家安危又有极高政治敏感度的人，绝对不会像他这样的。
第二，他干练之极。
你看他问的这几问，没有一句废话，完全切中要害，什么人，什么事，牵扯到哪些关键人物，如何处理，以及事件的重要性，几句话就点的很透。不像一般的公文书函，繁文缛节一大堆，只知道玩弄词藻，那就叫官僚。张居正明显不是这类人。
第三，他勇于任事。就是敢担当。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内阁首辅还是李春芳，高拱是内阁次辅，在内阁里张居正只排老末，要明哲保身的话，他完全没必要惹事上身。因为自嘉靖以来，但凡与俺答有关的事，牵扯到的官员大多没好果子吃，被杀头下狱的多的是。一般人谁也不愿惹这事儿。但我们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张居正一心为国，这时候他又分管兵部，所以他根本没想过个人在这个事情的利弊得失，他这种积极主动，那就是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
第四，那就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与高度了。
蒙古不是第一次有人来降，虽然他还不清楚这个把汉那吉是不是黄台吉的孙子，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还有个三娘子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但他已经敏锐地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