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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 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 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 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 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 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 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 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 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 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 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 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 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 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 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 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 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 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 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 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 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 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 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 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 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 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 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 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 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 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 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 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 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 “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 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 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 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 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 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 “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 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 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 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 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 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父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 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 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 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 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 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 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 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25军的单独长征。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 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74、第7 5两个师，约70＃＃人。从1932年到1934年夏季，红25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 区第4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由于敌人 强大，红25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 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 新的苏区。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 传达中央的指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 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25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 义，向西转移；红25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 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 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25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 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25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 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 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团、营干部多是20岁多点，有的还不到20 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18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 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18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1把大刀，1 支冲锋枪，1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25军，还有为数不 少的12、13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8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 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25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 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 “
红25军的年轻将士们就是唱着这激动人心的青年战士之歌，走上了漫漫征途。
大别山的峰峦，在红军将士身后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淡档的墨绿。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