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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湖南省新化县建造了两千四百座炼铁炉，据新华社十月十八日报导，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铁」。这个「正常出铁」的数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湖南五八年搞了五万个土高炉，其中有两万个从未点个火，何况点了火也不等于就能正常出铁。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十月二十九日电：河南省当天六百七十万人上阵，日产一百零五万吨铁，一万一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一百三十三万吨铁，十万三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十万三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一千零七十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
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二十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近三十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去炼钢呢？毛泽东后来说是「六千万人上阵」，「几千万人上山」（找矿），那指的是被迫置农田于不顾的青壮农民，如果加上城里的机关、学校、军队，那么至少是八、九千万，近一亿人。
炼钢首先要有钢铁筑炼钢炉，在这之前还必需有高炉将铁矿石炼成铁水，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铁矿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一亿人都是冶金专家，两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钢锭下来。怎么办？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这儿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争权夺利之时尚且想到它，特斥资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中央，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议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学生，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扫而光。
人说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其实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拿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余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五八年，党中央发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遍布全国的拆风，风源始自中南海。毛泽东自有他的逻辑：「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中国只是换了一个政府而已，并没有因此而更换它的主人。祖先留下的财产应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可是许多中共官员以为他们挥舞著「全民所有」的旗帜，喊著社会主义的口号，便有权任意处置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东西了。拆函谷关的新安县委书记和拆龙泉古塔的龙泉县副县长，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小角色罢了。
拆古迹是为了取得筑炼钢炉用的砖。且不说普通的城砖并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炉」也烧不到足够的温度，炼不出合格的铁水。就算炉子合格，燃料从何而来则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历来缺乏燃料，当时即使正牌的钢铁厂，燃料供应也不充足。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像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那么，全国千千万万个土炉子拿什么来炼铁炼钢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炼焦炉里烧成焦炭后方能使用，而建个炼焦炉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于是便出现了世界钢铁工业世上前所未闻的怪事：「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份炼焦煤（指优质的、可用于炼焦的煤块作者注）被白白烧掉。」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调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见。
有正规炼焦炉的钢铁厂因缺煤而停产，没有炼焦炉而有煤的却没日没夜地将煤白白烧掉，这是发生在城镇中的事。农村呢？农民是无处可买煤的，但他们有伐薪烧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欲知这全民伐树的后果，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树木不足的，经济林也砍。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一九三五年产量曾达三百五十万斤，可是「大跃进」后的一九六○年却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万斤。
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县有个八十多户的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种不成麦子，结果丢荒，任其成了草丛，兔子窝。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红军长征时最年长的徐特立，当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两年前回过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乡时发现，昔日葱茏的丘陵，黄泥裸露，林子全毁了。因此当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跃进战果」时，他问道：「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书记只好实说：「烧炭炼钢铁。」徐特立摇头叹气：「我们不能毁祖宗山，作子孙孽呀！」他回京后即给家乡寄去了两千元钱助其植树。
一九七一年初，叶剑英元帅回到老家广东梅县，对地区干部说：「我离家半个世纪了．．．．家乡的路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路，田园房屋还是老祖公留下来的，没有变；只有一样变了，就是山光了。」他还对陪同的省委书记王首道说：「这对不起后代人呀！」
彭德怀元帅一九六一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秃秃的山头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被破坏了。」「过去两边都是丛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农民以能吃苦耐劳著称，千万名青壮农民被公社调到有铁矿的地方，用人力车、双肩挑的办法将矿沙自百里外弄来，日以继夜地烧。资中县本是林海，一个「大炼钢铁」就把许多山头搞秃了。邻县的县委书记不肯为炼钢毁林，被撤了职。川西平原银厂沟，为了炼钢砍伐了整整三万亩竹林。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千古绝唱《阿房宫赋》使我们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始皇时代曾经遭受过一次大难。但蜀山的木材毕竟换来了一个巨大的宫殿，若不是毁于秦末造反大军点的大火，留在至今可能是世界一大旅游胜地。但二千二百年后，四川的森林竟在毛泽东时代又一次遭难，焚烧的木材换来的仅是无数毫无用途的铁疙瘩。又过了二十年，大自然的惩罚来到了。一场大两降临十分之九为山地的四川，没有足够的森林存蓄、阻挡雨水，山洪一泻千里，半个四川变成了水乡泽国，房屋倒塌，人畜伤亡，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祸根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歌树。（这里应当给浙江临安县的中共书记们记上一笔，大炼钢铁时他们曾明令「天目山上的树一棵也不能砍。」，今天天目山风景区芳草不老、森林长绿，自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一九五八年全民砍树的恶果几十年后仍在影响国民经济。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散布在山区，山区砍了树，灾难也就来了。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一九八○年回到江西老家，发现乡亲们十分贫穷，村干部把原因告诉了她：「当年后山上有数不清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前山上碗口粗细的树也密密麻麻地长满全山，但是『大炼钢铁』以后全给砍光了。」「山秃了，地也贫了。下一场大雨，泥沙都冲进田里，肥田变生了，能不贫吗？」
全民砍树一事，毛泽东自然知道。但他的思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