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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钢，后年一千七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注６：同注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跃进了，他将他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叫去，说当年钢铁应当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五七年翻一番。（据刘瑞哲《大跃进史考》一文说，翻一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建议，毛说了句「干脆一点吧」，就决定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李将毛的意告诉冶金部长王鹤寿时，王只是惊讶，却没有胆量去告诉毛：要炼出这么多钢，需开采多少煤，建设多少座炼焦炉，多少座铁矿，增添多少个火车车皮，电力从哪儿来，建炼钢炉的钢哪儿来．．．毛本人是不想这些问题的，他只是不喜欢八百万吨，即比五七年的钢产翻半番的计划，尽管那已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计划了；他喜欢翻一番，而且相信能够做到。正如两年前邓子恢只同意一年内将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一半，而他坚持要翻一番那样。那次，他做到翻一番，而且将邓批判得从此在中央失去了发言权，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现在，「精神变物质」，「观念创造文明」，「思想上有钢就有钢」（艾思奇语）这一套哲学占据了他的大脑，再没有人能将他从这个逻辑中拖出来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国各大区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各省立即开始大办各种工厂。农村中口号就更多了：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大办学校，大扫文盲，大搞卫生，大搞科学．．．．凡是想得出来的可以冠上一个「大」字的口号，喊得越多越光荣。譬如，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要「大办」水泥厂，可惜没有生产水泥的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于是就动员婆婆姥姥一齐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头上竖起了巨型宣传画，写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此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劳民伤财瞎吹嘛！」
另一位政治局成员康生（候补委员）则与彭相反，到处做报告鼓吹「大办」。他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个班办一座工厂、一所学校，要农业大学每一个班办一所农业中学、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等。
凡是「中央首长」鼓吹的，下面都会积极去办。如河南省遂平县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大办」胡诌乱吹。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七月七日报导：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注７：同注１。）
领袖发热，下面发烧。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几天之内就烧昏了头。该部竟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报告说，明年钢产量要翻两倍，达到三千万吨，四年后达到八千至九千万吨，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说毛泽东缺乏经济知识，世人不难理解，至多说是狮子大开口罢了。连冶金部部长也不顾专家的意见，斗胆向中央开出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包票，其无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部长们是中共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用这些人而不是专家去治国是必然的。专家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眼里从来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如王鹤寿向中央报告一九五九年要产钢三千万吨后的第八天，刘少奇对《北京日报》社长、总骗辑说：「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他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闹几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烧昏了头。电力工业部便顶住了风行全国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长李锐自恃是毛泽东的秘书，在部长刘澜波的支持下给毛去信，坦述己见。事后毛见到刘，「半打趣地」（李锐语）指著他说：「就你没有出息。」「没有出息」可不是笑语，一年后李锐在庐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被打倒，随后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刘因一贯不爱开口说话，幸免于难，可是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却被抓去坐了牢。按现今政府总理李鹏的说法，刘在狱中「整整渡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
毛泽东说钢产量要翻番，本属厥词。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灾难还不会那么大。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却将这枝鸡毛当了作令箭，作为会议的决议告示全国，而且认可了冶金部报告中的满纸胡言，决定在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国总共才生产了四百五十万吨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打死冶金部长也多不出一根钢锭来。要是完不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毛的面子往哪里摆？于是中央决定号召全民大办钢铁，简称「全民炼钢」。十月，中央召开各省电话会议，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灾难就从这里产生了。
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天下第一，无微不至，无远弗届。大小干部们的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可以是零，贯彻上级指示却效率奇高。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炼的什么钢？不妨记在这里：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拿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毕恭毕敬地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边，竟也以炼钢为己任，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蹋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包头钢铁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然应为「钢铁翻番」作较大的贡献，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进大生产，却派人在国共内战时留下来的碉堡里大搞其「土法炼钢」，还兴致勃勃地请聂荣臻元帅参观，结果挨了聂的批评。
京郊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即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也想搞土炉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刘仁警告他们：「不许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铁。」他跑到清华大学，见那里也在大炒其「土钢」，便批评道：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你们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点洋的嘛！」
湖南省一度发动四、五百万人炼钢，连省委的大院里也筑起了土炼钢炉，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将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土炉子，请吴发表意见；之后又将另两位省委书记请来，再度请吴谈看法，遂共同决定停止土法炼钢，将全省大多数的土高炉停掉，避免了一大笔损失。
但是张闻天、冯基平、周小舟们是挡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报》发布重要新闻，报导了毛泽东在月中「巡视大江南北」的情况：在武汉，毛「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人流。」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能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步行几百公里去「找」铁矿石的壮观场面的执政者。到了合肥，他便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诉记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注９：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对记者的讲话。）
毛泽东的诉诸报社记者这一招十分有效，不赞成这样蛮干的人不吱声了，全国上下立即变本加厉地大干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干部如何发疯吧：
《人民日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