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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会议上说几句真话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一九六二年的确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对毛泽东坚持左倾路线的不满，相当多的干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远，而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
譬如副总理李先念就这样说：「少奇同志懂得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训。国家有希望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检查中曾承认自己一九六一、六二年「对三面红旗动摇」，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则自认「对邓小平有较高的迷信」。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安子文不服，曾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才能代表中央。」由于毛「退居二线」，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报告本是正常的，并不违反党的原则。自然，安亲近刘、邓而疏离毛，这也是事实。
在毛无端整了那么多人之后，对毛敬而远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称作「阎王」而打倒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以后少搞点深渊．．．」（注３０：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国电影故事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层干部恐怕都有类似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刘少奇因此而逐渐成为「中共」的旗帜，这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在中共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一点，他要寻找夺权之道。后来这条途径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便是文化革命。
其实，文革浩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庐山会议顺利地打倒了彭德怀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于八月二日接著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他准备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开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计经济形势很快会好转，粮食、头发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实」痛斥右倾份子，开一个胜利的大会。不料，才过了半年，全国各地就大批饿死人。无论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势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事了。
按中共党章，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六一年召开九大。但六一年时，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声望已逼近毛泽东，要是有人根据八大新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一款提议毛任名誉主席，很可能会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然可以保住，但他必会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线」那样仍然有军委主席一职在身，可以寻机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刘少奇担任主席若干年后，有人要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要对两千万农民饿死一案提出控诉，甚至清算他的路线，他就无盾可护了。因此，六一年是最不该召开党代会的一年。
不该开就不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一九三五年中共长征到达陕北，应该召开七大，但当时毛尚未巩固其地位。总书记张闻虽然听他的，但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张之后又有斯大林的亲信王明，因此毛一直拖到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之后，才在四五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一九二八年已有十七年了。
毛这一套是向列宁学来的。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在毛看来，党章执不执行，会议召不召开，只取决于是否有「资产阶级派别」夺他的权的危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将刘、邓及一半的中央委员清洗之后才召开九大。
毛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拖了十三年，倒是文革中他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及康生替他作了坦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张春桥与上海华东师大范大学的学生领袖座谈时说：「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指文革作者注）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罗瑞卿是假党员，陆定一早就是叛徒．．．．」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接见云南军区干部时指著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著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讲过。」
康：「哪一年？」
赵：「一九六一年。」
康：「在什么地方？」
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
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义的一张王牌．．．．」
要是一九六一年的刘少奇坚持原则，坚持按党章办事，毛会像文革中那样将刘搞掉、整死吗？不可能，除非暗杀，毛没有任何途径可循。毛可以坚拒召开会议，但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而这样的会似乎没有开过。主持党务的刘少奇可能从未将这列入议事日程。他不可能忘了此事，而且既然他将三年来发生的事称作「人祸」，便不可能不清楚谁是祸首，因而未必不愿见毛退休。
九大被搁置，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开不成。召开九大便有毛退休可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既然毛不想开，刘若坚持要开，便等于伸手夺权，赶毛走路。如果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但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请他走，首先周恩来就不会赞成。
二是刘已实际主持党务，可能觉得不必王图党主席的虚名。
三是刘被毛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下旬，毛泽东两次会见英国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元帅。会见前，他便打算藉与蒙氏会见的机会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本来他对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是不满意的，会后不久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半认真地说过「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注３１：《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四页。）可现在他需要用「八大」决议为自己作掩护了。
在见蒙哥马利的前一天，为会面做准备时，毛谈到「八大」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谁当主席呀？．．．．以前，两个主席（指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作者注）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二十三日，毛、蒙谈了三个半小时。道别前，蒙欲第二天再谈一次，毛以要去别处推却了。但大约因为蒙未问及毛的「继承人」问题，毛认为失去这个施放烟幕弹的机会甚为可惜，次日凌晨又通知蒙再谈一次。
这次会面，毛开门见山主动引出「继承人」的话题，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自己活不过七十三岁，即只能再活四、五年。
蒙哥利亚顺势询问毛：「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注３２：《我眼中的毛泽东》第一九七至二○一页。）
由于毛与外宾的谈话纪录一向作为文件发给高级干部，因此刘少奇必定知道此次谈话的内容。当时蒙哥马利眼见毛在长江中游泳，健康得很，曾经对毛的悲观说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计谋，将自己扮成消极、与世无争的角色，以软化刘取而代之的决心。
在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之后，本来这个党无论如何应当如期在一九六一年召开大会、总结教训。如果召开九大，毛很可能被逼退休，再也不能祸害中国。可惜的是，刘少奇虽不太可能相信毛活不过五年的说法，但对于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却深信不疑。他绝未料到毛在一年后会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做口号打击他，更想不到毛会对他暗藏杀机。
总之，一九六一年是可能请毛退休的唯一机会，也就是说，六一年是避免文革浩劫的唯一机会。六二年上半年时，刘、邓还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但此时要求召开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顺（一九六一年不开，就没有道理一定要在六二年开）。到了八月间，毛泽东突然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理论唬住了中央委员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议论「三面红旗」的是非，没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祸的责任，文革的发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正好访问中国。本来报上只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