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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廷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地方官们哪里还敢奏报实情！一个县里饿死三万多人而不报告，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对他家乡巢县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他把我母亲弄到县里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给家里捎一点猪糠、豆腐渣。父亲浑身肿得不像样子，进了大队的『浮肿疗养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岁的妹妹自己劳动，顾不了别人。九岁、七岁的弟弟顾自己还顾不过来，两岁的小弟弟就无人管了。饿了，自己到咸菜缸里掏一根咸菜吃。不久双目失明，就更没有办法了，终于死了。」
「当时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吃的：有的家长饿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讨点吃的，学校一概拒之门外。会客必须在校门外，严禁带吃食外出。那时我天天夜里失眠，担心家里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时，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从县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边上倒著好几个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时候死在路上的。」
「到处都是破墙坍壁，有的人家死绝了。一般人家，出门不几步，草就长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里来。」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饱，冬天还要修水利。偷懒的要打，小队长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偷东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个社员到食堂里偷了四五斤连糠带米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查出来了，要吊起来打。他母亲揽下罪名说是自己偷的，结果把她吊起来打死了。这个社员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了。他现在结了婚，有三个孩子，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痛哭一场。文化革命开始，社员把那个打死人的队长捆起来游行，嘴里衔块死人骨头当时饿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头。因为当时都没有埋，骨头都丢在那里。倒也没有打他，但游到各处，有的农民用粪勺舀尿泼在他脸上。」
「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著一张白纸在公社办公室外面转，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时，溜进去在纸上盖个印就跑。然后写上几个字，算是搞到了证明。他流落到江西一处山沟里，给人打短工谋生。几年后带著老婆孩子回来，发现两位兄弟早已饿死了。」
「我们村里食堂的灶头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过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发现人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读到这里，人们都会问：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没有准确的数字，都说「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接替下台的曾希圣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据说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万人（当时一律将饿死称为「非正常死亡」）。笔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这个数字不是捏造的。现以安徽东南部的滁县地区为例予以说明。
「一九六○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户，三十九人。」（注２：安徽作家张万舒著《故乡人民的笑声》第二十九、五十七页。）滁县地区北靠淮河，南近长江，东临南京，津浦、淮南两条铁路贯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数比较高，但由于当局不准外出逃荒，所以能设法外逃的不应超过人口减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再考虑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经回家，所以那三个县在六○年减少的人数大约是五十多万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应在十万以上，平均每县三万余人。
据一位进过安徽省劳改营的人说：一九六二年初，凤阳县还要修水库。没有劳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余人的犯人队伍派到该县的大小徐村。当时，那原有一百多户的村子只剩下了两户人家，共三个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里。后来，村子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出了前年（即六○年）村里发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饿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长夫妇藏了一些粮食，没死也没走。她是村长的亲戚，受其照顾，也就活了下来。
那位幸存的妇人所说的饿死一半只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凤、嘉三县一九六一年统计时所减少的那四十几万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万人饿死了。
滁县地区的自然条件属中等偏上，饿死人的情形与全省其他地区差不多。该地区另有滁县、来安、天长、全椒等县，而整个滁县地区的农村人口不到全省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这样，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全省饿死的人数当在二百五十万以上。所以说李葆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二百万的数字应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问题如此严重，同该省当时出口了二十万吨粮食也许很有关系。据文革中「原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即省委办公厅人员编写的《打倒黑霸王曾希圣》一书中说：「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圣）还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以换取外汇。」该伙人编写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黄岩》（黄为安徽省长）也说，曾、黄两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千方百计套取外汇」。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搁一边，只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为多余的粮食犯愁时，曾希圣跟腔说过「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很可能他自以为粮食多得成灾，自告奋勇出口，粮食部、外贸部批准了计划。五九年全国共净出口八十三亿斤（四百一十六万吨）粮食，安徽出口四亿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黄两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亿斤。
假如留著这四亿斤粮，全省三千多万人虽然一人只能摊到十几斤，但如果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样每人便有四十几斤。再加上原来多少还有一点，那就可以挺几个月到麦收，二百万「非正常死亡」也许可以获救。但也可能省国家粮库的粮如士兵丙所说「有的是」，并不在乎卖了这四亿斤粮，但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
当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省长黄岩作检讨，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安徽农村发生严重问题，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圣五九年十月下旬就离职到外地养病不在家，发生问题的责任完全由我来负。」但文革中省委办公厅揭发说，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养病，那时问题已经发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责任。但是不管该谁负责，也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当时曾和黄都没有丢官。闯下如此大祸而仍能护住乌纱帽，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广西作一比较。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但是从省委到平乐地委、各县县委，「不仅过高地估计了一九五五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之后，许多人还不相信」，于是「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作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从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饿死。（注３：见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