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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了！」（注２１：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十九至二十页。）由于秘书删改了「带刺激性的词语」，使他在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经的地方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彭在七月六日的小组发言中曾说：「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所以，上述的「我们」当然也就包括毛。信中又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这「不少同志」自然也有毛的一份。这是一生致力反右派、反右倾，最忌别人说他「左」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不过，在反击之前，毛又忍了十天。
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其实并不是忍，而是静观风向。他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同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如果多数政治局委员旗帜鲜明地支持彭的意见，他就得权衡打击彭的后果。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决机器并未被他操纵，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毛将彭的信冠以「意见书」印发，与会者便明白了局势的严重。凡言犹未尽的都龟缩了，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不再说实话。
只有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大胆响应，说：「彭总胆大，敢把问题尖锐提出，打破压力局面。」但他和同样支持彭的观点的周小舟却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当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七月十七日抵达庐山时，两人便去看黄，告知会议情形。建国初，黄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李当时也在湖南，都是黄的老部下，此时彼此观点也相近。
当晚，黄在彭的住处看了彭致毛的信。十八日一早，周、李又去看黄，「快到开会时间，彭德怀夹了本子过来了。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漏洞很多。』」（注２２：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但黄克诚仍然勇敢地在十九日的会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表明赞成彭的信，但说：「公社当年搞好还是不搞好的问题，回答是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也在当天发言，明白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他又以一九五八年湖南搞的土高炉为例说：「我看就只有失，无所得。」
黄、周二人都是即席发言，并未认真论战，唯一在对彭的非难逐步升级的火药味中正式出击的只有一个人，即一九三五年后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张是个留美也留过俄的知识份子，一向没个人野心。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张几乎是放手让毛逐步由军而党控制全局，自己则步步让权。由于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时时紧跟毛，为此曾受过党内同事的讥讽，他却回答道：「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毛对于这么一个名义上主持党务、实际却听他指挥的角色十分满意，曾称许他说：「你是一个开明之君。」（注２３：见《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李锐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整风，毛上台前作过领导人的个个要检查，张闻天主动将权交给毛，自己下乡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从此脱离了中共的决策圈。
张闻天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一样，一贯服膺毛泽东。但是毛在一九五八年的行为使他改变了看法。在庐山会议进行初期，他对秘书不点名地批评过毛泽东：「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了头脑。」七月十九日，他决心介入论战，支持彭德怀，并自己动手写提纲，准备在会上发言。正当他写作时，毛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他，说毛刚说过不能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议他回避供给制、食堂问题，不要谈。张却决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惜与毛正面冲突。
二十一日，他在柯庆施主持的小组会上讲了三个小时。其间以柯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时打断他，反驳他，而同情他的却无一人敢吱声，连黄克诚也没敢挺身而出。黄事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觉为闻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尽管是参与辩论，张闻天的发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维毛的话：「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很坚强」，「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说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支持毛的说法，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他这样说，必定不是心中实话，只是为使毛听得顺耳。其实他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发言记录稿中光「损失」和「很大损失」就有一百零八个，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又说「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自然触痛了毛的神经。此外，他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于是批评毛言行不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人总是怕杀头的．．．．」等于批评毛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这种批评虽然措词不很激烈，却也是毛执政十年来从未听过、也不想听到的。
当天会后，张散步到彭处（两人住处有条只是几十米的小径），对彭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我支持了你一下。」彭看了张的发言提纲后说：「你讲的还很全面。」此时，两人都未意识到毛泽东要拿他们开刀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国家经济情况已很恶劣，这正是与会者严重存在泄气思想、埋怨情绪的原因。据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注２４：见《怀念周恩来》中陈国栋的文章。）在这种危急关头，要是毛泽东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引咎自责，改弦更张，或放权让同僚们去处理大跃进的后遗症，首先根据各地饿死人的警报全力解决粮食问题，那么事情还有救，至少不会弄得半年后全国饿殍遍地。然而，好像祸国殃民还嫌祸得不够似的，他将中国拖入了又一场灾难之中。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自称「顶了二十三天」之后，召集全体会议，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对彭、张等人发动了突然袭击。他并没有点名，可是「右派边缘」，「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谁听了都明白他攻击的是谁。他极端情绪化地一个人骂了半天，也不问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有没有话要说，就宣布散会。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层人物长期将这位主席像神似地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一个个全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侍从。
毛泽东主要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无端被诬，可是两人都不动声色，十分镇静，不像别的与会者多少有点震惊。因为两人事先已受到毛的关照，在入场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刘、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请到他住处，告知已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下发，并要他们「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这时周恩来并没料到毛已动了杀机。在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问他对彭的信有什么看法时，他随便答道：「那没有什么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将他和刘少奇召去，告诉他们要拿彭开刀。其时刘刚服过安眼药，在睡梦中被召后硬撑起床，让人架著去毛住处。大约头脑尚未清醒，也可能从来就不敢顶撞毛，他当即表示支持，似乎完全忘了会议开始时他说的「深刻教训」。周恩来一定对毛去年的训斥记忆犹新，自然不敢表示异议了。
这个结果是毛预先料到的。三个多月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就说过，「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注２５：见《我眼中的毛泽东》一书第一三二页。）所以，他比刘、周高明，在于他知道他们不会违抗他，而他们却永远无法事先猜透毛下一步要怎么走，是要纠左还是批右。他们总是跌撞撞地跟著他走，跟不上就检讨。毛看准了风向，知道自己在政治局内不会沦为少数，至少在表决时多数人不敢投他的反对票，尽管他们的观点同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他将彭的信印发已整整一周，整个政治局中除了候补委员张闻天表示支持彭以外，所有成员都没有明白表明赞同，而张本来就是一名「下台干部」，是党的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所以，尽管二十二日夜里毛睡不著觉，独坐自坐在屋后竹林里抽了半天烟，留下一大堆烟头，他还是深信可以稳操胜算，于是天一亮就发起了进攻。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要是政治局成员在这一周中陆续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会议有怎样的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薄一波为例。他主管工业，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听到要批判右倾份子后，立即让冶金部和煤炭部组织了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一番鼓干劲、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大话后才上庐山。文化革命中他被打倒、斗争之后，造反派的报纸这样揭发道：「薄一波在会上见形势不妙，不敢抛出这些材料。薛暮桥却在旧中宣部的各省宣传部长读书会上，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上，在《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面前，抛出了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