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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他在十一月间的郑州会议上还引述历史典故，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见他将公共食堂当作社会主义一大特征是明白无疑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实在不足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说全省实现了亩产千斤，又毁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粮，那么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开始挨饿便是必然的了。罗荣桓元帅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肃省通渭县。这是个大跃进的「先进县」，其县委书记还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由于实际产量只有一亿一千多万斤，而上报却说产了二亿六千万斤，结果国家按上报数征购「余粮」四千一百多万斤，农民口粮不足，从五九年春季到六月这几个月内该县已饿死了六千余人。
湖北省本是鱼米之乡，一九五八年与丰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间向中央报告估产时多报了数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检讨，可是已经晚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三十年后回忆道：「到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见农民挨饿乃至饿死的灾祸，完全是各级干部制造出来的。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注８：《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一三七页。）
由此可知，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这时，由于数十万右派份子已被批倒、斗臭，不是劳改就是坐牢，五九年四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民代大会上已找不到一名「右派份子」（他们全都被除了名），遍布全国的饥民在「人民代表」中已经找不到一个代言人。被中共圈定的代表们只能代表共产党说话，除了「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一类的口号之外，便是粉饰太平的颂词。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好，党外知识人士也好，已不再有资格、不再有胆量为民请命。为民请命的职责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的党内同僚肩上。
然而，不是毛泽东的每个同志都愿意担起这个责任的。譬如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在党内呆了几十年，从未大起大落，因为他一向奉行「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信条。五九年春天，他对薛暮桥等人说过：「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有人建议他向毛陈述竟见时，他说：「我是犯过『反冒进』错误的，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注１０：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批判陈云大会上的发言。见文革时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云联络站的《大字报选》第二辑。）
另一位副主席朱德，人称朱总司令，也处于类似的「不能说话」的境地中。一位四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
朱德将手搭在他肩上，为难地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
「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些尖板眼！」
「这不是你的事！」朱德不高兴了，「太太平平地过你的日子，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没法子想了吗？」
「好自为之吧。」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朱德知道人们在挨饿，却不能给杨增华停止炼钢、解散食堂的命令。他只是将自家省下的二百斤粮票送给杨，嘱咐他常常抱抱乡里的孩子，看见轻了还是重了。那位昔日的军长无可奈何，只是背著一提包尽管普普通通、乡下人却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离开了北京。
朱德总司令当年的副手、当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一生军旅，出生贫苦农家，尝过穷人家孩子的一切辛酸，因此始终不忘人民的疾苦。五八年十月自甘肃回京途中，他曾去了一趟延安，发现街道依然破旧，与十年前他离开时毫无两样，人民穿得也十分破旧。他虽然还不了解当时延安已经开始出现大饥饿，但人民生活困苦却是一目了然、不问也明白的。他激动地对几百名延安地区的干部说：「延安这里的情况，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么多年了，延安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我们每个人都得问问自己．．．」
自大跃进以来，彭德怀跑到一处就要说一番。在一个军区，他说：「炼钢得不偿失。用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账不算是不行的。」到第四军医大学检查工作，一听校方请他参观该校的炼钢炉，他扭头就走。对于「全民办钢铁」、「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的口号，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只有一个全民，哪能办这么多？」对于「全民皆兵」，毛泽东说要给民兵发枪弹，他发牢骚说：「毛主席根本不计算需要多少枪，多少子弹，要多少钱？」
到了一九五九年一月，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北京作为首都，市场供应本来比别处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两白菜，彭德怀说话就更多了。他在北京军区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斥责大炼钢铁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在后勤部的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徐水人民公社说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我就没去看。」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后勤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他又去讲话：「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
那一年四月，他访问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停地说话。五月一日，他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留学生说：「去年大跃进，有些浮夸，影响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过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对留学生说：「你们不要把国内大跃进想得那么好，刮了一阵共产风．．．市场供应紧张，连火柴肥皂都买不到．．．．所以在国外不要吹。」
六月出访归来，他又在中南海说情况很严重（因为河南、甘肃等地已饿死了人）。
由此可知，彭德怀在赴庐山开会之前已经有抨击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打算了。会后他被批判、斗争，写的交待中也承认事先有此打算：「我的信．．．．出国前后，有了东西，胸有成竹，写就容易了。到庐山来写的。」（注１１：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六月底，在赴会途中的北京到汉口的火车上，彭德怀见到铁路边中州古道上走着三五成群的农民，全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逃荒者。火车开进河南省会郑州车站时，他更见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挤在广场上，或伸手乞讨，或饿得奄奄一息。大约就在这时，彭元帅下定了在会上为人民说话的决心。
对局势不满的高级干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全国工业、交通的副总理薄一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开会，在会上抨击大跃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寅吃辰粮」。他又说：「（一九五八年）工业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同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究竟是得多还是失多？」（注１２：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貌似发问，其实结论不言自明。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黄火青在跟着毛泽东为「冒进」叫好，积极地干了一年后，脑子似乎也静下来，在六月间的省委常委会上发牢骚道：「大跃进，大紧张．．．．是要钢铁还是要人民？是一千吨钢铁重要，还是几亿人民的生活重要？」（注１３：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印发的声讨黄火青的材料。）
除了这些高级领导人不同程度地流露了不满情绪外，曾经在大跃进中热血沸腾过一阵的中、低级干部也纷纷醒悟。「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怀疑。有的省党校举行大讨论会，绝大部份同志对『三面红旗』持否定态度。」（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卢超曾这样说：「公社化后，整个农村和社会情况，比萧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一部描写苏联三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过程的小说作者注）中所描写的情形更坏。」「农民的不满，已达到顶点。」「假如牛会说话，牛也要告状。」
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发起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七月二日会议一开始，也就采取了守势。他一方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