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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尚未证明成功（事后证明基本上是失败的），人们就热昏了头，不加论证，不计后果，一下子竟然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修了几座拦河大坝。黄河倒是被驯服了，但发电、引水浇地的甜头刚刚尝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两岸的农田迅速碱化，不长庄稼了。当时华北平原约有耕地二点八亿亩，一九五八年「大搞水利」之前，盐咸地约占百分之十五，即零点四亿亩左右，但一个「大搞」，三、四年间盐咸地剧增至约一亿亩，（注１７：中国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于是人们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将拦河大坝一座座炸掉。一九六二年，在范县（就是那个预计一九六○年进入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范县）召开的解决黄河灌区土地碱化问题的会议上，人们大骂引黄灌溉的馊主意，赌咒从此不再引水了。会后，他们填平了引黄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闸门。
本来，引黄灌溉并不能算馊主意，只要地址和引水量定得恰当，引水浇地是可行的。问题就在一搞跃进，大家都要跃，你拦河筑渠，我筑渠拦河，完全未经科学论证。结果是用人民的钱筑坝，又用人民的钱去炸坝。当政者说是为人民交了学费，人民只好认账。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一条大坝。大坝造完才发现那是水利破坏而不是水利建设，结果只好再拆除。
兴修水利也是一样。中共马列权威艾思奇一九六五年批判党校校长杨献珍时说：「我们的广大干部对三面红旗（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领会得不全面，所以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年出了一些毛病。这些毛病并不妨害我们的三面红旗根本正确，而且并不妨害我们在那几年实际上有大跃进。」「在北京郊区．．．．水利很好，生产很好，原因就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搞了密云水库。」艾思奇混淆了问题。没有大跃进运动，密云水库也是要建的，生产上有必要，又有合格的设计队伍，建筑材料也有充份供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处于非战争时期，如果连个水库都建不成，早该卷铺盖走路了。建密云水库，关大跃进何事？大跃进的兴修水库，是不顾条件，不管有无设计能力，有无材料，有无资金，一哄而上；一说要搞水库，你搞一个，他搞十个，我搞一百个。
譬如山东省，仅一个临沂地区就在大跃进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库，三十三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临沂地区是跃进了，但是不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余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仅水库一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中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法不吃苦受穷。
湖北省的黄岗地区，也同时修了上千座水库，但资金、材料均不足，从一九五八年起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十年后还没完。浇地、发电的效益没有得到多少，老百姓却遭了殃。山里本来田地就少，水库一修，好田被占去了一大半，水库四周山上的树木又统统被砍光，水库归「国有」，养殖没有农民的份，国家将他们迁往水淹不到的地方就算了事，又不许他们搞副业、跑运输，他们只好年复一年地守著人均几分耕地叹气。
除了经济账，还有人命账。一九七五年，河南舞阳县板桥等两座水库崩塌，淹没数县，死亡十五万人，便是一例。十五万是当时河南向中央报告的数字，而后来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在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报告中提及此事件，说是「死亡二十三万左右」。（注１８：《美洲华侨日报》一九八三人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
当时崩塌的两座水库是大跃进前开工、大跃进中完工的。这笔账即使不算在「大跃进」上，也应算在在那之前的「冒进」上。如前所述，周恩来所以提出反对冒进，原因是各省各部争著搞建设工程，钢材、水泥严重不足。本来建筑材料不足，该缓的工程就该缓，但大家都要上马，便只好修土坝，即背水面用泥土夯筑。一般情况下，土坝可以承受库水的压力，但决不容许库水漫坝。那次河南遇到特大暴雨，主事者未及时下决心放水导洪（因水库的任务是蓄水，一旦放掉，雨停天晴，库中无水，主事者会被追究）。等到发现暴雨不停时，库水已来不及排泄，库水涨满，漫过坝顶，背面土坝顷刻被冲垮。几亿立方米的库水排山倒海，冲决而出，所到之处无人可以逃生。
要是不冒进、不跃进，国家还是要建设，该建的水库还是会建，但不致因缺乏水泥而建那些不安全的土坝。所以，河南这场灾难实在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灾后，政府决定永远不再建土坝，算是正式与大跃进告别）。
此类灾祸并绝无仅有，只不过河南的那个崩库事件冲断了京广铁路，以致人人皆知，而另一些崩库死人的事件被封锁了消息，外人无从得知罢了。
一九五八年辽宁省某地搞水电站工程，因为水泥不足，有人提议用水泥掺白灰土作代用品兴建大坝。代用品制成后，一位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老工程师认为强度不够，不能使用。他强烈反对将此代用品运往工地，但搬运工人说我们作不了主，坚持要运。火车车皮装成后，他心急如焚，决计阻拦到底，便横卧铁轨阻止火车启动。这下犯了大忌，工程局党委说他破坏建设，要斗他。只因他是水电部东北设计院派往工地协助施工的人员，工程局党委须征得设计院同意方能斗争此人。设计院将这位工程师调回，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如此「跃进」，后果不言自明。河南商城县要与全国一起跃进，修水库，可是没有人设计，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一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集体成为大跃进的牺牲品。事后，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将此事件封锁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一种新闻媒介告诉人民，几千名同胞成了当权派们瞎指挥的牺牲品。只因一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他的不寻常遭遇被人写成文字发表，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了原东北主管农业工作的一位干部在六十年代初说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某些地区盲目上马，大办水利．．．．结果若干水库经不起洪水考验，先后垮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损失如何巨大？死了多少人？人们一概不知。被库水淹没地区之外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那样的灾祸。多亏他的这篇文章，我们才得而知之。其他各各省想必也有类似的事件，只是各地党委封锁了消息，不为人知道罢了。可以肯定，还在「跃进」时，老百姓就已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说到修水库，我们不能不感谢周恩来在大跃进中做的一件绝大的好事。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由于毛主张兴建三峡工程，并有「高峡出平湖」的诗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兴起时，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三月初周率若干部、省的负责人及中国、苏联的专家乘船查勘三峡。在船上的会议上，周有意让李锐第一个发言，让他舌战群儒，坚持他的反对意见。随后，李随周赴成都参加中央的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可是关于三峡工程一事，却作了暂缓的决议。可以设想，如果周恩来也头脑发热，在大跃进锣鼓声中匆匆开工兴建三峡这个「世界第一大坝」，那结局会多么可怕。
据周当时的主要经济顾问、国家统计局局薛暮桥后来回忆：「在三年『大跃进』中，阵阵热浪势不可挡。总理和陈云同志因『反冒进』受到批判，不能起来阻挡。但他们从不随声附合，能挡的时候就出来挡一下。」他这一挡，挡住了一个可能的大祸，实在是功不可没。
不过，要论癫疯，一千座水库也好，逼犯人写诗也好，统统比不上毁坏庄稼作物，将就要到手的粮食、棉花、油料毁弃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全国，「现在棉花已经盛开，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经全部吐絮，但除极少数地区采摘了一部份外，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如果在棉花盛开的时候下一场秋雨，将使棉花遭受重大损失。」问题提得很好，结论却是：「关键仍然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的方针。」但农民不是神仙，变不出三头六臂，没有本事贯彻毛泽东的伟大方针，结果就出现了李葆华（他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是水利部实际的部长，名义部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说的情况：「我去密云水库，沿途见到棉花桃被风吹得满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今年粮食、棉花都一样，是丰产没丰收。」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中说：「油料作物长期被忽视，而去年又大量没收好，严重地影响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种子．．．．」这「大量没收好」，显然与李葆华说的「丰产没丰收」是一个意思。五八年「没收好」的油菜籽、黄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连五九年的种子都成了问题，事情是多么严重也就可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