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由于认为自己有着伟大的动机，干部们在撤谎、吹牛时一点也不觉得羞耻。譬如河南省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登封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堂而皇之地发言，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为辩护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一连七、八个「不虚报」，就如何如何，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后人也许会问，难道这位登封大夫不怕下油锅？答案是：一、法不治众，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率领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千斤）的牛皮，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要下油锅也轮不到他县委书记。三、省委吴书记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欢吹牛，那么为吹牛寻找理论根据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睐，说不定可以脱颖而出，升迁到省城去。后人也许还会再问：难道省委书记就不怕得个「欺骗朝廷」的罪名，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还是上面那三条。
总之，吴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五便率领了一批人到吹牛最凶的几个省去调查。他们一路上不敢乱发议论，到了河南，见吴芝圃等人闹得实在不像话，方出面向吴提了一些意见。但吴自恃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归本省，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英雄，根本不将监委书记放在眼里。刘无可奈何，结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白跑了一圈。「不起作用」倒也罢了，八年后文革一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以刘为首，十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竟有八位。监委被一举摧毁，毛泽东、林彪在中央为所欲为，成了不受监督、约束的君主。这是后话。
当时，规规矩矩做事的省委书记也有，陕西的第一书记张德生可算一个。由于在别人胡来时他坚决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说大话，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但周恩来心里有数，曾风趣地夸奖张领导的省委是「守法户」。由周恩来这话可以判断，当时规矩守法的必定是少数。这一点也可由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诉苦这件事得到印证。
对于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行为，音乐家、上海音乐院院长贺绿汀有一句很精辟的评语：「大跃进是空洞名词，鼓励急躁情绪，浮夸作风，不要科学，违反规律。」
在那一年中，中国人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现的疯癫行为可能超出了过去一千年的总和。除了前述与大炼钢铁有关的外，这里再略述几个。
二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个全民动员、亿万人参加的剿灭麻雀的全国会战。仅北京一处就有三百万人上阵，连续闹了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起来，每二十五个人合作奋战一天，消灭麻雀一只。剿雀大军中包括华罗庚、钱学森等最优秀的科学家。
全国各地统一的行动似乎不多，全民「除四害」之外，还有一个「全民写诗」。
由于毛泽东在三月间成都会议上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中共中央竟号召「全民写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老百姓对此「不胜其烦」，这大致是事实。譬如山西省委号召大放「文艺卫星」，要青年人每天写几十首诗。作家赵树理就对请他去讲话的年青人说：「我给你们泼凉水啦！我是一个职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你们一晚上怎能写出几十首诗？别说放卫星，连个起火（即烟火炮引者注）也放不成。」可是讲完后，主持会议的干部照旧宣布，每人必须写诗若干，不得偷工减料，气得赵树理当场拍了桌子。
有一个人倒是一个晚上写了几十首诗的，这是正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聂绀弩。他在其《散宜生诗》自序中告诉我们，一九五八年「大办文化」时在北大荒劳改犯农场中发生的一件趣事：「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画．．．．」劳动了一整天，大家都想睡觉，对这种命令自然是「不胜其烦」，但聂绀弩却窃窃私喜，因为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诗了。他写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交出一首七言长诗，想不到竟荣获表扬：领导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诗！原来领导为了凑数，将他的诗按七言绝句四句一首的标准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见名曰「大办文化」，当官的关心的只是「大办」而非文化。
在「大办」的热潮中，云南省会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文学家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在教室里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由于平民百姓的诗作无人刊印，我们仅能由名人诗作之不堪卒读来推断李广田的言之不虚。如戏剧家、诗人田汉时为文化部副部长，在大跃进中写的是竟是这样的「诗」：「一九五八年，祖国不寂寞。人民干劲大，一个赛一个。」
全民写诗，劳民却不伤财，至多破费点笔墨纸张。毛泽东号召的「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虽然号称有两亿四千万民兵，但那只是花名册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并不严重，仅仅苦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对各地汇总来的民兵人数，他吃不准应当打六折还是打四折，只好说：「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注１４：《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九页。）
经济建设就不一样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门、举不胜举的名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湖南凤凰县城是沿山筑的城墙，城内一律是青石板、红石板砌的路。跃进了，应当实行「运输车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时代的产物，如何行车子？于是县委下今令用泥土将全城的石板街道盖上了厚厚的一层。「车子化」的准备工作是做好了，可是谁也没本事「化」出一部车子来。有路没车，白干一场。要是县委书记们肯认错，再下个命令将泥土扒去倒也罢了，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份勇气。老百姓就遭了殃。在那个一年四季时常下雨的地方，一到雨天全城就泡在泥浆里，因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车子化也没实现，新一代的领导人终于老老实实地将石板翻出重见天日。
因为有科学家说，天山、祁连山的积雪融化成水后可以解决西北的干旱问题，物理书上又说黑色物质从太阳光中吸热的本领最大（夏天可不要穿黑衣服），于是便有人行动起来。事前连可行性也不论证，成本、收益一概不加考虑，便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军去轰炸冰川，结果一无所获。
又因为有专家说，人的粪便在高温下发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广东番禺县动员农民用大锅煮粪煮尿，以此制造高级肥料，说是这样粮食高产卫星就有了保障。
南方农民绝大多数都住茅屋，因为茅草可以沤肥，湖南便发明了拆茅屋，将茅草混上人畜粪浸入水塘，然后开塘水灌田的施肥法。他们将这称作「茅屋洗澡」、「屎湖尿海」。仅宁乡县就拆了十五万间茅屋，占全县五分之一的住房。
粪便发酵再好也还是粪便，于是又有人想到榨芝麻油、胡麻油往玉米地里浇，给庄稼注射葡萄糖液。河南有个生产队为了放一颗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巨型卫星，干部下令打死了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到地里。但是由于下种过多，出秧过密，结果不得不将秧全部割掉。七十多条狗连一斤种子都没换回来。九月十日，刘少奇去河北徐水县视察，见那里用麻油、葡萄糖、狗肉汤灌庄稼，非但不制止，反而说：「那你们可以养狗嘛！狗很容易繁殖嘛！」
「多快好省」，多字当头。为了多产粮食，不惜工本多下种子。四川重庆竟然有人想在一亩田里下一千斤种子，以为这样便可以收获十万斤。邓小平见到，提出异议，方才制止住。（注１５：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的新鲜事中还有一椿是不可不提的。搞共产主义，革命革到了家庭头上，许多地方不许再提「家庭」两字，改之以父母兄弟姐妹为成员的「小组」。革家庭的命，政治局成员康生是最积极的鼓吹者。他对农村干部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最大的包袱．．．．革命就得革掉儿女情长，一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一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注１６：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一五八页。）不少地方，如山西省阳城县就真的这么干了，把各家各户分男女各撵到大屋子里去住。幸而康生并不具体掌管一处，所以认真去解散家庭的干部并不多。
闻名于世的京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在「大办工业」的口号下办起了水泥厂、石灰厂、小煤窑。工厂开山炸石，罩住了好几个古脊椎动物的化石点。因为学问不值钱，专家们无力制止这种破坏行为，直到毛去世后十年，学者的话才受到「党的重视」，将工厂迁出了遗址。
正在建设中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尚未证明成功（事后证明基本上是失败的），人们就热昏了头，不加论证，不计后果，一下子竟然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