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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1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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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乱了起来,那梁明就是摔头都找不到墙啊!

所以,趁着这一段空闲先把他们打出去。

当然了,能被放出去的只是些普通的旗人,像一些爱新觉罗氏的后裔,奉恩将军(4品)以上的,只要还没跑,那就一网打尽,通通撂进大狱里待着去,家产自然也没没收了。至于异姓的功勋,四品骑都尉(和他祖上留下的就这个)以上者都一样的下场。而五品的云骑尉、七品地恩骑尉那就算了。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梁明地登基大典就没出现有人捣乱的事儿。

第二。得民心。

得民心当然是得汉人地民心。北京城如此多地满洲八旗贵胄。其置下地庄子、田地那是数都数不过来。给他们种地地佃户更是如天上繁星查无所查。这些个佃户。可都是实打实地汉人啊!(包括汉军旗。不否认有少数地满人。但绝对代表不了数不清地佃户)

满清定鼎北京。先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消灭南明三个小朝廷。用2o余年地时间基本结束了大6上地武装抗清斗争。满族成为全中国地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生显著变化。满族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代表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族统治者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地特权地位。确立起“崇满洲”地原则、并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地国策。

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都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崇满洲”为圭臬。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族亲贵大臣。

爱新觉罗家族在维护自己地特权时。总是竭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地利益。制造满汉民族地畛域。八旗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地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特殊待遇。

在经济上。极其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顺治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了地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地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方圆5oo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的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裸地对他们地暴力掠夺。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又建立起俸饷制度。八旗兵丁俸饷远高于绿旗汉兵,康熙年间八旗马甲每月饷银3两,每年饷米46斛(23石),“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更非一般汉民所能攀比。

但是就像他们的老祖宗一样,进了中原地花花世界谁还去舞刀弄枪?当年横扫九州的八旗精锐变成了糊不上墙地烂泥,而给他们衣食为靠的土地也多半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注1)

可人家的家底厚实啊,京畿方圆5oo里内18万余顷土地啊!那是什么概念?想一想和,权朝天下二十多年,也不过置下了1126顷田地,18万顷啊!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特别是普通的旗人(没爵位),因为种种诸多原因生活贫困、潦倒者多不胜数,但是富的流油的也是数不胜数,家中良田多则数千上万亩,少则百余亩,这些都是靠下面的佃户支撑着。

把这些个人拿刀一削,留下的就是多的数不清的官田了(中华政权治下的官田)。特别是北京城周边的,那些良田几乎全都是满清八旗贵胄的私田。汉人,就算你再是有钱,这边的田地你又拿得到几分?

富商,有钱没权,白搭;官宦,有权没钱的除外,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主儿,谁的根又是扎在北京的?况且,你就是再有钱,天子脚下,御史言官满地走的地界,你有那个胆量放手置买田地吗?

所以,把无主之田(跑了的)和抄没来的农田放在一起,数量一加,梁明看了也是心跳加快。

古今以来,想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拥护,有两条措施是绝对灵验的,一是减租,二是分田。两千年来那真是百试百灵!

不过梁明没那么大方,落进嘴里的肥肉他也不想平白的吐出来,那可是几百上千万亩的良田啊!

怎么办呢?一股脑的都化成官田。汉家百姓,无论男女,十六周岁以上,六十周岁以下,每人都可获得六亩官田;十六岁以下的,六十岁以上的减半。

每年缴纳一成的租税,按年产计量,实物租额或折租银额皆可。其中折租银额。则以当年粮价计算。

对京城周边的老百姓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处,比起地主家地那可是贱到了天上去了。

北京城边上的。几乎所有地村庄都可以凑出足够的官田,很多还绰绰有余,不得不再行分配。

惊喜之中带着一抹彷徨,这就是如今北京城周边百姓的心理。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自然是欢喜的很,但问题是这做馅饼的材料都是自己昔日主子的,万一他们回来了……彷徨、惊喜。两种情绪主宰着他们。

梁明已经很满意了,从最近地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从天而降的中华政权还是抱有极大地善意的。可以说。只要中华政权能够继续地保持强势状态,等到夏粮收割……那么,梁明就可以放心的说民心尽入手中。(仅是这一片的)

不过梁明知道,离北京城越远,汉人地主的数量就越多,除了一批不长眼的,或是家族成分问题倒了霉的外,至少还有五六成的地主能在动荡中保存了下来。这些人多是乡里的头人物,在地方拥有较高的威望,确实是每一个王朝统治的根基。根基浅薄地中华政权同样也需要他们地支持以维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绝对凑不出如此规模的官田地。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让他们降低地租,如此一来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棘手地问题。

好在梁明手下还有一些个官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由他们解决自然是轻而易举了。问题解决地很快,不能不说这些个降官之中还是有几个人才的。

“以其为诱饵。逐民上钩。”这句话说的很不好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拿出一半来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后事,余下两成占为地方开支。

这句话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来引诱民壮当兵。官田是好东西,想要是吧?那来当兵啊!只要你当了兵,这官田就分给你家,租税还减半;三成料理后事你若是战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两成作为地方府县的开支你租给老百姓也好,你租给地主也好,所产生的财物就留作地方开支。也相应的减轻了朝廷的负担。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粮饱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当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土地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时,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满汉高利贷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渊薮。乾隆年间商品经济迅展,土地集中的趋向日益高涨,满汉地主往往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勾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地主和一人就有当铺75座,对城市贫民进行苛剥婪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猖撅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热潮向边远地区扩张。据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地旗人月饷年米,放有期,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资本乘机网罗射利。乾隆年间,在北京的社会上留传着这样一段话:“捐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当时高利贷者乘旗人窘困之机,牟取暴利的剥削形式。“典”,是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不动产(如地、房)或者动产(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粮饷)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就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3两(年36两),年米46斛(23石),高利贷者只需事先用2o余两即可全部占有,其剥削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贵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设钱店,明目张胆地对旗人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佐领官在本佐领内借放印子银(一种货币形式的高利贷),有1o个月扣完者,亦有12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八旗官员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止渴的唯一结局。

 五十七章 驱满(二)

这个法子梁明打眼一看心下就同意了,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京城附近的百姓就没有当兵这一来,怎么到了地方就变个样了?

对于这个的疑问,曹文埴做出了个极为完美的解答,“命异之,非朝廷可正。 ”

梁明很无语,但想了想也对,自己事一堆,那里管得了那么多!这公田制都废弃了一千多年了,从宋时起,元朝掐去,到明,再到清,土地兼并从未停止,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就没歇住过。

从中看,宋朝的官田很快就败坏掉了;明朝的魄力最大,搞了个兵户,最后弄了个大烂摊子;清朝的官田则是最少。自己也没想过捣弄官田,这也算是顺应潮流了。

况且那些个朝代都是大乱之后而定,自己这边还没见太多的血呢?自己除了杀掉一批地主恶霸之外,就只能抄没满洲八旗贵胄的土地,跟前面那些个朝代“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相比,太是小意思了!

所以,作为主导人的曹文埴算是出了一回彩儿,入了梁明的法眼。为了给众官员做出一个表率,梁明竖起了一杆大红旗,轻轻一摆手,曹文埴官复原职了。就名字换了一下,从顺天府尹变成北京府府尹。(实际上是一半,户部侍郎没了。)

而时间证明这个法子还是不错的,短短的半个月,中华军竟然招募到了一万七千多人的新兵。惊喜,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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