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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远在并州的李弘所根本想象不到的。
朝廷内外，朝野上下，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之中。内廷的尚书台和中官们在争论，外廷的三公府、大将军府和王侯权贵、各级官僚在争论，京中的名士大儒、太学的士子们、门阀世族的家主、豪富商贾也在争论。
最早争论的不过是朝廷能不能重开盐铁，但后来就争论到了大汉国的财政政策、治国政策，后来演化为学术之争，儒学和黄老之学以及其他流派之争，整个洛阳都沉浸在了通宵达旦的论辩和清谈之中，人人神情激奋，个个不知疲倦。
盐铁和土地一样，是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尤其盐铁之利远远大于农耕之利，更加凸现其对国家的重要性。盐铁官府专卖，如果控制得当，的确可以收益颇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流通不畅和贪污腐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盐铁之利就会巨减。这就和土地兼并造成农耕赋税锐减的道理是一样的。尤其本朝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商人地位低贱，商人们为了摆脱困境，纷纷买官买爵，脱离贱籍。官和商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了。官和商既然合为一体，盐铁又是暴利的行业，加上朝廷腐败，盐铁之利自然流向了私库，国家的财政自然也就枯竭了。
在这种情况下，重开盐铁，私商介入经营，在理论上的确可以迅速让大汉国的财政得到恢复。因为私商介入经营，一来打破了官府对盐铁的垄断，无论是价格还是产量、质量，都会随着百姓的需要而灵活波动，受益的不仅仅是商人，更多的是天子和皇室、国家和百姓。二来可以有效遏制盐铁行业的腐败，打击官商勾结，减少少府和大司农府的损失。本朝建国初期，私商介入盐铁经营，曾经为国家复苏和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问题是，商贾介入盐铁经营，立即就会形成富商巨贾，他们和大量兼并土地的门阀豪强一样，对国家的破坏和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本朝所追求的淳厚朴直的民风而言，极具破坏性。另外，商贾中不乏杰出人士，他们往往倚仗雄厚的经济实力，形成一股影响国家政策的庞大势力。
历史上，这种人非常多。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巨商，他一出门，车队成列，车中所载的都是黄金玉帛，派头大得很。当时他来往于各国之间，与各国君王们分庭抗礼。还有秦国的巴寡妇巴清。她是巴蜀人，开矿起家，在当时富甲天下，秦王政为了跟这个巴寡妇见面，商谈营商富国之事，特别开辟了一条驰道，把她从巴蜀请来对坐而谈。至于名震千古的吕不韦，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从营商开始直到执掌秦国政事十几年，是以商贾之力影响国政的典型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历代君王们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于是，自秦开始，历代君王们便开始运用各种手段打击能分化其权力的其他社会力量，商贾首当其冲。
商贾势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所以当时的商贾势力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但自大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帝和他的臣僚们注意到了商贾势力所带给国家的影响和威胁，于是，始皇帝逐步采取了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国家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就是利用各种学术理论和社会教育打击戕害商人，在百姓中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这双重打压之下，商人们的生存坏境越来越艰难，势力迅速萎缩，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了。
君主在打击商贾势力的同时，为了平息士族阶层和百姓们的怨恨，同时也充分认识到重农之策的优点，重农抑商之策便应运而生。
“因为盐铁本身的暴利特性，一旦放开经营，势必迅速产生商贾势力，那么，这重农抑商之策岂不要被彻底推翻？本朝当初之所以采取重农抑商之策，是因为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稳定，但现在土地兼并也已经严重危害了社稷，此时突然改变祖制，推翻重农抑商之策是不是更加加速国家的衰败？”反对放开盐铁的王侯权贵、门阀世族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重农抑商之策的由来。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随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到了本朝武皇帝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再度实施并得以逐渐完备，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驰道和直道，修建了灵渠，发展了漕运，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时候，国家刚历百余年的战乱，一切都很落后，商业更不发达。但是，自本朝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大秦国所奠定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利用，货殖商贸迅速发展起来。
本朝吸取了大秦国灭亡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十五税一的田租。在对待商贸的态度上，也采取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的自有之政策，结果，商贸活动非常活跃，产生了很多的富商巨贾。然而，这些富商巨贾们迅速把钱变成了土地，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贾豪强们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随之进一步减少，迫使当时的大臣晁错提出了“纳粟拜爵”之策以缓解危机。到了武皇帝时期，为了筹钱征伐，开始卖官卖爵，有钱人都有了爵位，看上去已经不是商人了，但本朝的国库却空了。不得已，武皇帝只好下令对富豪征收重税，以重拳打击商贾。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本朝初期的放任自由，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政策，虽然帮助国家迅速恢复了元气，走向了繁荣富强，但后期商贾势力的过度膨胀和大量兼并土地却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富豪们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
本朝自武皇帝开始，意识到了商贾具有积聚社会财富和危及国家稳定的强大力量，所以他立即采取了杀商政策，重农抑商，平衡商人和农夫的利益。从此，历任君王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忠实执行。
支持者认为，抑商重农之策在打击富商巨贾的过程中，虽然赢得了士族的支持，得到了民心，但过分打击商贸活动，却最终伤害了耕地的百姓，伤害了国家，危及了社稷。
本朝四百多年来开荒十五亿亩，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几乎已经看不到森林，但国家为何还这么穷？
本朝人口最多的年代曾经达到五千六百多万，本朝近百年来的军资开支累积达到五百多亿。这么多人吃饭，这么多赋税要交，从哪里来？土地。
国家庞大的财政支出是本朝的土地和百姓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本朝的百姓在“重农”的国策之下，承担着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沉重负担，苦不堪言。但本朝的“抑商”结果是什么？由于货殖本身的特殊性和必要性，由于盐铁等商贸事实上的存在，在表面“抑商”的背后，却是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牟利害民。
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这就是本朝土地兼并屡禁不绝，国库枯竭，社稷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朝重农抑商之策的最终结果。
上至天子，下至士子，由于重重原因，明知道“商”之不可抑，却不得不抑，明知道“农”之必须重，却难得其重。本朝的农、商在王侯权贵、门阀官僚的过分介入下，已经长期处于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如果再不力图变革，本朝的社稷必将有倾覆的一天。
“如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只有再次启用本朝初期自由开放，依法治国之策，以图重振社稷。”支持者毫不让步，高声疾呼。
但支持者的这一说法，却触动了大汉国最为敏感的区域，那就是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争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争论。
朝廷的争论突然之间延伸到了太学，延伸到了名士大儒，延伸到了学术的争论。
儒家学说在本朝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学说直接影响和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儒家学说倡导君权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而重农抑商之策正是以其能打击富商豪强获得民心，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诸多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首选。
推行重农抑商之策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一点儒家学说也帮助君主做到了。
秦一统六国之后，将郡县制推广全国。本朝从秦制。郡县制的设立为国家权能的实施减少了掣肘的力量，也为本朝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本朝官僚体系的触角也随之遍布全国各地。本朝的官僚以“士大夫”为主体，“士大夫”的身份具有“儒生”与“官吏”的二重特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同时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从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成为可能。
本朝的官僚体系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日趋完美。
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他们成为统治者的一份子，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们和君主的利益紧密相连，他们因此成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