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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限田罚租一事,大将军还专门做了解释。侯爵级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不在限田罚租之列,影响不到私人利益。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其中最高级的大庶长在历次封赏之后,受田最多的还未到百顷。而朝廷此次限田数额是一百五十顷,也就是说,所有军功阶层的人都不在限田罚租之列。目前朝廷拿出来的方案是初案,不是最后的《限田律》,所以你们无需担心,尽管上表支持即可。
二月上,在京将军,各地统军大将,各州刺史、部分太守、国相,纷纷上书,支持朝廷改制。这让大门阀、大商贾意识到,朝廷这次改制的背后是大将军,而大将军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筹措军资打仗,他是为了大汉的将来,为了小天子主政。如果大家继续和朝廷对抗,坚持不让步,后果难以预料。
二月十五,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大将军的书信到了。
大将军的书信劝告大家以社稷为重,以大汉为重,以天子为重。大汉如果不能中兴,如果再次走向倾覆的深渊,又有谁能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自己的田地,保住自己的财富?今日形势下,诸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确保大汉振兴。
他又给徐陵、麴忠、卫固各自写了一份信。北疆能够崛起,大汉能走到今天,你们居功至伟。但十几年来,你们赚了多少钱,从中获取了多少利,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抛开朋友关系,抛开同僚关系,我们就从利益角度来说,十几年来,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朝廷得利了,百姓得利了,你们也得利了,大家都得利了,大家处得很融洽。现在呢?现在你们还在得利,甚至把朝廷和百姓的利都抢到了自己的腰包里,朝廷和百姓已经不得利了,大家的相处已经不融洽了,这种不融洽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结果是什么?百姓不能活了,朝廷又没有钱财赈济和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就要以命相抗,结果是玉石俱焚。
回头去看看二十一年前的黄巾起事,西疆之乱,回头去看看十六年前的董卓之乱。
黄巾起事,摧毁了大半个冀州,摧毁了颖川和南阳,摧毁了青兖两州,请问,现在这些地方还有多少高门大族?西疆大乱,摧毁了整个凉州,请问,凉州现在还有几个世家富豪?董卓之乱,摧毁了洛阳和关中,虽然关洛的门阀世族、商贾富豪四散而逃,勉强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现在还剩下多少显赫门第?关西的杨家比你们有钱吗?关中的马家还有昔日的奢华吗?
好好想一想,想想你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朝廷既然能给你们积累财富的机会,保护和帮助你们赚取财富,那么也能让你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们的盘剥,忍受你们的欺凌和压迫,那么他们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们的脑袋。
自古以来,富可敌国的大家族、大商贾比比皆是,但你们现在四下看看,看看还能找到他们的后代吗?富不过三代这句话虽然太夸张了,但人如果因为权势,因为钱财而忘记了做人的本份,那么他距离败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果你们想明白了,愿意继续和朝廷,和百姓保持过去那种融洽的关系,你们还是能得利,只不过财富的积累要慢一点,赚钱要辛苦一点。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过了,相信你们赚取的财富不会比过去少,只不过相对于你们的财富总量来说,财富增长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总之,竭泽而渔未免太短视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把眼睛总是盯在钱财上迷失了心智。赚取钱财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气生财,你们把赖以保护自己的朝廷丢弃了,把赖以生存的百姓丢弃了,你们还有活路吗?
徐陵、麴忠、卫固从这份书信里看到了血腥。大将军还是过去那头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吃人的。
二月十六,徐陵、麴忠、卫固上表,愿意把手里的盐铁开采权交出来,但要求保留盐铁的经营权,同时建议朝廷把限田数额提高到五百顷,超过限田数额部分的田地征缴两倍田租。
李玮很高兴,马上做出了让步。盐铁经营权可以让出一半,但限田数额只能提高到一百顷。
随着大门阀、大商贾交出盐铁开采权和部分经营权,麒麟殿的议事马上进入高潮。各方势力为了利益,和朝廷讨价还价,争论再掀高潮。
三月初,李玮拿出了他的第三个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李玮把提高谷价的议案撤下了。
门阀大儒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价低贱,已经严重剥削和伤害了农夫,如果盲目提升谷价,而朝廷又不能绝对掌控盐铁价格,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各类物价同步飞升,继而对农夫造成第二重剥削和伤害。
可怜的农夫连遭两重剥削,境遇将更加悲惨,这完全背离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个方案还是不能让大门阀、大商贾满意,双方争执不下,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尤其在中兴初期,更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这样的僵持对朝廷非常不利,时间越长越不利,李玮为此忧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们不急,他们跑到太学,和博士、诸生们辩议经文,纵论时政,谈词说赋,闲暇时切磋琴棋书画,悠闲得很。
三月中,骠骑将军鲜于辅禀奏朝廷,辽东战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战云密布。扶罗韩听说汉军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担心汉军征伐大漠,和乌丸人能臣氐、修武卢结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汉天子承认他的大鲜卑王地位。
如果扶罗韩丧心病狂,出兵攻打边郡,北疆就有一场大战,朝廷需要征调更多的军队和粮草军械,而钱粮的筹措很可能成为大门阀、大商贾要挟朝廷的武器。为此,朝廷必须尽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议和制定,并下诏颁布执行。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急了,连连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团团乱转,病倒了。
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闲聊之中说到了太学的事。
这段时间,当代鸿儒、通儒、大儒、诸多名士几乎都在长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所以三辅、河东、关西、洛阳等地的儒士纷纷慕名而来,一则想看看大儒名士们的风采,二则想聆听大儒名士们讲授经学,三则如果有机遇,得到他们的一句点评,马上就能“一飞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运的还能入辟公卿府。
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
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