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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没有走，长公主也没有赶他走。等到筱岚他们都离开后，长公主走到蔡邕身边，象孩子一样贴在蔡邕的背上，搂着蔡邕的脖子，无声哭泣。
“父皇好狠心，他把我赶出了洛阳，他把一个奄奄一息的社稷交给了我，我该怎么办？”
“殿下，你还记得先帝的遗诏吗？”蔡邕低声说道，“承担挽救社稷之责的不仅仅是你，还有大将军。”
“大将军……大将军比父皇还狠心，我好恨他……”长公主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叫他暂缓打洛阳，他就把陛下带到了洛阳，威胁我。我削他兵权，他就一走了之，故意逼着他的部下发动兵变。现在他还要杀我，他竟然要杀我……”
蔡邕长叹。“殿下，你想错了。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将军的处境比你还艰难啊。”
天子在渭桥遇刺是事实，张燕带着天子避难于北军大营也是事实。但北军出动了吗？张燕发动兵变了吗？没有。张燕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护天子的功臣，他没有任何违律的事实。
张燕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做出了发动兵变的态势，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兵变爆发的危机，不得不立即做出应对，于是长安事实上形成了兵变之局。但这时长安其实根本没有兵变，只不过形势上处于一触即发的险境而已。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
相反，何风拿着大将军的手令火急火燎地跑到了栎阳，保护殿下，确保殿下的安全，这是应对兵变的上上之策，但这时长安有兵变吗？没有。于是，何风这支军队的出动就构成了长安兵变，何风成了长安兵变的罪魁祸首。虽然何风军队的出动，暂时化解了长安一触即发的险境，给朝廷迅速做出应对赢取了时间，但他在北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在长安事实上没有爆发兵变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奔赴栎阳，这本身就是兵变。
长公主可以承认这道手令的效力，即使长安没有兵变，你也可以说是一次正常调动。但问题是，此刻形势变了，此刻北军有充足的理由出动了，不管你是否承认何风出兵合法，张燕都可以不承认。他都可以出兵，他的兵变变成了平叛，他的功勋更大了。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有罪的是何风，以及给何风手令的大将军。
何风的军队到了栎阳，朝廷蓦然发现形势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朝廷非常被动，为了阻止张燕以平叛的名义出兵，为了防止社稷遭受败亡之祸，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张燕坐下来好好谈谈。
这和当年董卓进京，太傅袁隗不得不和董卓坐下来商谈国事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太傅换成了杨彪，而威胁社稷的是张燕而已。
张燕为什么要发动兵变？原因很简单，大将军放弃了他们，拍拍屁股走路了，不管他们死活了。他们怎么办？军功阶层如何生存？他们要入朝为卿，要参与国政，但这还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
长安第二次兵变，司徒王允对武人采取了排斥和杀戮的方式，这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要想保证生存就要掌握更大的权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第三次兵变，李傕、郭汜之乱，又告诉了他们一个道理，如果武人主掌权柄，完全排斥士人，会败亡得更快。前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么今日军功阶层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全社稷，又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办法也很简单，以损失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为代价，最大程度地满足武人和士人的利益。
现在的形势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武人和士人坐到了一起，商量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个前提，那就是社稷必须越来越稳定，以便确保长治久安，国力必须迅速恢复，以便确保财赋进来越充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朝堂要稳定。当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恐惧，那就是双方没有信任。
当年洛阳兵变和长安第一次兵变，同样告诉武人和士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合作，要互相信任，最起码在社稷没有彻底稳定之前要尽可能齐心协力。这个道理来之不易，是用大汉十四年的灾难，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双方如何取得信任？不可能，双方不可能取得信任。
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血淋淋的事实，谁敢信任对方？这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互相制衡，以互相间的权力平衡来代替信任，于是天子、长公主和大将军就进入了制衡之局。
制衡之局的关键是官制，但今日朝廷的官制是个畸形官制，大将军手中的兵权被独立出来了。因此要想实现制衡，首要之务是修改官制，而要修改官制，首要之务是削减大将军的兵权。
大将军手中的兵权太难动了。今天长安爆发的危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爆发。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如何削减大将军兵权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武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兵权本来就是和武人联系在一起，只要军功阶层出面，削减大将军的兵权随即不再是难题。
张燕制造了一场兵变的态势，逼得何风带着军队赶到了栎阳。这件事引出了一连串问题。
大将军明里放弃兵权，掉头走人，暗中却留下调兵密令，说明大将军已经预料到军功阶层要发动兵变。他掉头走人是逼迫军功阶层为他守住兵权。留下密令是控制局势，等自己回来挽救局势。也就是说，上至天子、长公主，下至朝堂各方势力，都可能会成为大将军保住兵权的牺牲品，军功阶层也不例外。
张燕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品，但从黄巾系目前在军中的实力来看，黄巾系将领极有可能成为大将军血洗的对象。于是他断然决定，和大将军决裂，帮助朝廷削减大将军的兵权，从而确保黄巾系将领的利益。
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大司农李玮等人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这份官制修改方案就出来了。兵权由天子、大司马、太尉和大将军各领一部，大将军率军征伐，仅拥有战场指挥权。
武人的分裂，军功阶层的分裂，终于让朝廷削减大将军兵权的心愿变成了事实。
大将军回来后，会不会答应？不答应，武人和士人就会联手对付他，朝廷就会一致认定他是长安兵变的策划者。大将军难道要和整个朝廷为敌吗？不会，他不会和朝廷为敌，更不会把何风和一万将士置于死地。还有更厉害的，现在天子在北军大营，长公主在栎阳，这两地都有大量的黄巾系将领，只要张燕一声令下，大家鱼死网破，全完了。大将军只能答应，虽然他在军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张燕过去毕竟是黄巾军大帅，他手下的忠诚之士非常多，大将军没有把握控制全局。
如果让大将军在这种形势下交出大部分兵权，可能会激怒大将军，大将军愤怒了，后果大家都清楚。为了确保社稷的安全，为了确保大将军的利益不受损失，为了能够让他非常愉快地交出大部分兵权，朝廷只有损害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
但天子和长公主如果完全失去了权柄，其后果更严重。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皇权沦丧。这些年，长公主、大将军和朝廷都在想方设法重建皇权的威仪，如果此次皇权遭到了严重削弱，不但长公主不会答应，恐怕大将军回来后马上就要挥起屠刀。
于是，顾命之制出现了。在天子年幼时，由顾命大臣辅弼天子，自周就开始了。但顾命制实行一千多年来，其弊端很可怕，那就是顾命大臣篡逆，干脆推翻小皇帝取而代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后宫辅政开始取代顾命制，由此引出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本朝自高祖皇帝后，也是后宫辅政。孝武皇帝年轻时，饱受窦太后的掣肘，对此深恶痛绝，于是死前诛杀后宫，托孤于四大臣，但此后不再。光武皇帝中兴后，吸取了外戚王莽祸国的教训，严禁后宫外戚干政，但因为皇统屡出问题，这道律令随即被丢到了一边。
现在，朝廷再次提出顾命制，是有长远考虑的。
六年后，小天子就要主政了，为了防止长公主持续把持权柄，需要未雨绸缪逐步削减长公主的权柄，而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后宫制和顾命制并用，由长公主和顾命大臣一起辅弼天子，顺利完成权力的移交。
这个办法，显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除了长公主，而长公主的顾虑是什么，就是皇权和相权的严重失衡，就是顾命大臣的人选。
当今朝堂上，大将军权势最大，即使把他的兵权削减了，也无损于他的强悍实力。军功阶层过去都是大将军的属下，现在的分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将军故意造成的，为的是让他们离开自己的羽翼独立生存。军功阶层强大了，对大将军有益无害，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强悍的人物成为顾命大臣，而且是在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谁都会寝食不安，睡觉都不敢闭眼睛。
朝廷为了打消长公主的顾虑，一口气设了六位顾命大臣，这满足了朝堂各方利益的要求，同时也极大地削弱和制约了大将军的权力。
那么，大将军会不会很愉快地接受这个方案？答案是肯定的。
从此次危机的结果来看，长公主损失惨重，不过对六年后小天子主政有一定的帮助。大将军损失了部分兵权，过去他就兼领尚书事处理国事，顾命大臣这个身份对他在国策上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助益。
外朝拿回了所有的相权，外朝有六位顾命大臣辅弼天子，参予国政的决策。拿到了一部分皇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是，如果军功阶层大量涌进朝堂后，你再仔细研究一下外朝大臣的构成，不难发现北疆人控制了外朝，北疆的士人和武人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换一句话说，大将军的权势不是削弱了，而是剧烈膨胀了。
所以，大将军将会非常输快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