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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行职责包括卫生部人员调遣、医疗物资补充、恤兵团体的指挥监督、战地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的指挥监督、内地部队的卫生勤务和陆军省医务局间的统辖。
日军军医指挥机构主要分类，军军医部（第一、二军司令部各设置一单位）；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部门编制有：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近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各设两单位，第五师团设三单位）；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患者输送部（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分为兵站监督附属、兵站司令部附属两种）。
从1894年6月入侵朝鲜至1895年12月从辽东半岛撤军，日本在朝鲜、清国本土、台湾、日本内地的出征部队和本土部队中，死亡者总数达20；159人，占总兵员数285；853人的7％。海外战役中，日军共死亡13；488人，其中病死11；894人，占死亡人数的88％。出战部队患者数为171；164人（朝鲜22；061人、清国本土83；299人、台湾65；804人）。战地入院患者数为115；419人，其中送回日本本土治疗的患者，朝鲜和清国本土共40；300人、台湾27；300人。日军在战场上的非战斗减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想。
作战部队大量伤病死亡的原因，除了战斗中直接死伤外，大部分是因战地气候环境恶劣、居住状况简陋、清洁饮用水缺乏等因素引起的疾病造成的。尤其在朝鲜、辽东半岛东南部、台湾及澎湖岛作战中，部队遭遇疫病袭击的惨状丛生，痢疾、霍乱、伤寒、疟疾、脚气等疾病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陆军在战中发生意想不到的脚气大流行，使战争中枢的军医总监，为明治军队创建军医制度的医学博士石黑忠惪受到各方的批评指责。1897年，石黑辞去医务局长职务，但他创建的军医制度对军队的战伤救治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卫生系统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第36节：战场医疗（3）
（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
◇◇欢◇迎访◇问◇
第37节：战场医疗（4）
日清战争期间，从军看护妇应召647人，仅限定在日本本土陆海军医院供职，不赴战场参加战斗。日清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由于从军看护妇的优秀表现，也成为政府授勋的对象，看护妇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人气上升。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赤十字社条例》修订了日清战争第223号敕令，进一步明确了从军看护妇的职责：（1）战时帮助陆海军卫生勤务；（2）陆海军卫生勤务中有监督日本赤十字社的义务；（3）救护员严格遵守和服从陆海军纪律和命令；（4）看护妇长为下士官待遇，看护妇为士兵待遇。从此日本妇女开始逐渐走向前线，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患者的后方输送
战争中，向后方输送日军伤病员，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战场复杂的环境及交通设施的不健全，输送部门面临诸多的困难。清国本土缺乏优良的道路，部分地区可通过马车，但道路颠簸、行进缓慢。朝鲜山多路险，患者运送主要靠人力担架完成。台湾从基隆至新竹间通有火车97里，每日输送力十分有限，仅有50—100人，大多数地区仍要靠担架或利用本地轿子搬运。日清战争中，日本动员所有的搬运手段倾全部力量，就是要将战场的伤病员一兵一卒都运回国内治疗调养，绝不把他们弃留海外。
1894年7月，朝鲜成欢战斗前后产生的伤病者，先在龙山集合，后送往仁川经海路送回日本国内。平壤战斗的伤病者，经由大同江送往旗津浦或万景台，再转海路送回。第一军在义州、安州、鸭绿江、安东、凤凰城的伤病者，集结义州，前往耳湖浦转海路送回。第三师团的伤病者，送往停泊在大孤山附近海面的舰船上送回内地。12月中旬，辽东半岛沿岸海面结冰，负责海路运输的舰船被迫停航。战场上下来的伤病者和急剧增加的冻伤患者一时无法送回日本本土，到1895年1月滞留在兵站区内诸医院的伤病者增加到4；600余人。为减轻救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