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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吴虞文录序》、《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从品德到学术，全面攻击胡适。警务处涉入调查后，很快搞清楚是台大教授徐子明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荣所印发。
经警方传唤，两位教授坦承所为，并愿负责。且辩称全书系“纯为学术研讨”，并无任何政治因素存在。为此，殷海光教授特别在《自由中国》发表《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一文，并指出：虽然“一切的人都可被批评，胡适是人，所以胡适也可被批评”，但这本小册子给他的印象却是：“一、人身攻击；二、毫无思路；三、缺乏常识；四、汉文欠通；五、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六、有主张而无解析；七、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的实现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所以他认定应为现实政治的副产物。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晓得。从后续发展来看，殷海光的推论却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本小册子后来干脆光明正大地冠上“徐子明等著”，交由学生书局正式出版。李焕荣更是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续集，且照样刊行。
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言论箝制从严从紧，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人。若非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若是胡适确实被国民党推心置腹地视为“我党中人”，则这本小册子如何还能流传下去？难怪日后有人解释，这根本就是蒋氏父子授意，给即将回台的胡适当头棒喝，要他回台后，最好不要跟《自由中国》合流！是耶非耶，当事者俱逝矣，无凭可据。倒是这本小册子，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成了时代的见证。
10 谏蒋遵守规则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到1960年蒋介石的领导人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领导人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有关规定，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
1959年，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
第一，在明年的大会上，有关规定将受到真正的考验；
第二，为了台湾的前途，希望蒋先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
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领导人；
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有关规定，不做第三任领导人”，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领导人），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
胡适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1948年和1954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1960年2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台湾有关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本地区的有关规定，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时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但是胡适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
为此，记者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持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会议期间，胡适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蒋先生再连任”。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改有关规定”了。
11 成立反对党的前因
蒋介石第三次连任以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违法舞弊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此，《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雷震邀请民社党、青年党和许多无党派报刊的发行人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向当局提出改革选举的十五点建议。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还提出应该在“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推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进程。胡适曾是《自由中国》的名誉发行人，与雷震等人关系密切。胡颂平在其所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婉拒。
但是台湾学者张忠栋在研究雷震的日记后发现，胡适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他说：“这些日记数据显示胡适对反对党乐见其成，也显示雷震和反对党对胡适期盼的殷切。”
1960年7月初，胡适即将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以饯行为名，邀请胡适出席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胡适在会上希望大家能以和平的方式、容忍的精神、严正的态度和长期的努力，使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并恳请大家以民间身份议政，对国民党政权起到制衡作用。
雷震在7月2日的日记中也说：“胡先生提到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作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地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60年，六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七十三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规连任？然而，蒋介石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蒋介石当时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人敢反对，胡适就写信给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张群，希望蒋不要选，而且不但不要选，最好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要选的话，各党各派都会拉拢他，所以要毁党造党，让国民党分裂，互相制衡。张群不敢转达，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做第三任领导人，“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蒋介石知道后很光火，在日记中把胡适痛骂一顿。这就是胡适，别人不敢讲的时候，他敢讲真话。
在蒋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后，他知道，两人的交情已到了尽头，于是胡适转而支持雷震组党与蒋介石抗衡。可以说，《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主要还在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组新党是蒋与胡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其实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才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这就是胡适七十一年生涯的悲惨结局。
12 从社论风波到雷震案
修改过的社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刊登于《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由于遭蒋介石近侍陶希圣删改，社论字体较该刊常用的字体还大，特别显眼。在台湾新闻史上，这是一篇标志新闻自由遭到十足践踏的可耻纪录，因为这是由《自由中国》、台湾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专制体制“合作”写出的社论。
这是台湾保安司令部以及其后的蒋介石干涉新闻、言论自由的胜利，也是《自由中国》在权力威逼之下向当权者低头的屈辱，胡适完全无法接受，打算辞职，被社长雷震劝阻未成。
由这个社论风波开始，《自由中国》的论述和国民党的论述的冲突，此后不绝如缕。雷震和蒋介石关系的生变，就此埋下火种，胡适也被卷入此巨大的风波中。
社论风波刚结束，又发生了胡适坚辞发行人名衔风波。
1961年8月11日，人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雷震，以相当严肃的态度和语气“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原因有二：“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同时还强调，《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雷震将胡适这封信以《致本社的一封信》为题刊登于9月出版的《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该信一发表，又引起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冲突正式爆发。
胡适的态度，表现了他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强烈不满，凸显了《自由中国》的不自由，当然对国民党的声誉造成甚大伤害，这样的翻转，也表现在蒋介石对胡适的看待方式上。
此时，胡适刚好由美国回台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选举台湾地区第二届领导人，有丁文渊等代表联署胡适作为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候选人，蒋介石却明白表示，如果提名胡适任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他将会“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对胡适态度的转变，足以透露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包括胡适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为他背书，而必欲拔之而后快。
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