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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至1949年间，中基会共计补助了中国大专院校233次、研究机构139次、教育文化事业团体147次，其中包括帮助国立北京大学解决财务问题、建立国立北京图书馆等。
1950年中基会迁往台湾，此后至1970年为止，共投入100余万美元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除庚子赔款外，基金会“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按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该基金。
1955年以前，梅贻琦一直住在纽约。1950年起，任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保管着庞大的清华基金。
自1950年起，梅贻琦流亡海外，台湾几次征召他回来，甚至以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位置为饵而他都不应，却只想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原因就是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而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使其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北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当时纷乱的内外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父子的注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指使了多次的计划。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国民党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
其时，台湾当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蒋介石就以“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为由，要求梅贻琦把基金汇回台湾运用，被梅贻琦一口拒绝，他说：“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蒋介石又动之以民族大义，派出的代表向他说，“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贻琦依然不为所动，表示：“钱是清华的，要花在清华学子身上，与耻辱何干？”
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蒋梦麟，干事长却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蒋氏父子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
基金会干事长胡适赞同梅贻琦的看法，也愤于蒋介石受小人包围，且不懂国际基金的规章，特发表声明指出，依照1929年中美政府签定之协议内容，基金会为民间机构，自行改组，政府不能干涉，同时基金会只能动用利息，不能动支本金。
梅贻琦的坚持让学术界佩服不已，但是却触怒了蒋介石。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回台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贻琦的助手赵赓飏回忆：“1951年冬天，当局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耻辱’。梅校长表面上对此虽然不表示异议，但心里极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
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当局不能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须由台湾教育主管机构一把手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详细的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
蒋介石无法说服梅贻琦把钱交出来，就发动许多人进行游说，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诬陷他操守有问题，不爱台，但梅贻琦都不为所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外交往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叶公超也是如此。
叶公超回忆，那时候岛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中国台湾岛内。叶公超最初也这样想，后来他才知道并非如此，梅贻琦想的比他周到。叶公超说：“梅贻琦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科学发展长期规划，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叶公超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拿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中国作长期的研究工作。”
这个研究工作包括海峡两岸。梅贻琦人虽在美国，他却始终心念母校，想回到昔日一草一木都花了精力的清华大学。1914年，他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职，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1949年前往台湾，再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几乎终其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2 离开祖国大陆
回顾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做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席卷华北，北平解放旦夕可待。这时，清华师生一方面以高度的欣悦之情准备迎接解放，一方面也想到他们的校长，想尽可能争取把他留下，为新中国服务。清华民主墙上出现过“语至恳切”的挽留梅校长的墙报等，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挽留梅校长的口号。清华校友还曾从解放区发回电报，一面为梅校长贺六十寿辰，一面劝他留下。但梅贻琦先生早已做好出走的安排。11月28日，他的夫人携长女祖彬及两个外孙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转抵香港暂驻。
在这期间，梅贻琦还在北平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一批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梅贻琦恰好就在这天的下午4时半离校进城，一时一切出入证均告失效。他在城里大约逗留了一星期，于21日从东单临时机场搭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平，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梅贻琦在国外期间，曾有人劝他回大陆。他的朋友兼同事方巨成回忆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袓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回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
1954年，他的儿子梅祖彦想冲破外界阻挠，放弃在美的工作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梅先生没有明确表态，但以默许的方式赞同了。在这以前他还曾对祖彦说过：“如果你回国，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并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方巨成对此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是会有所不同的。”
梅贻琦流亡到美国进了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通过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
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祖国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购买图书、仪器。因当时的环境和局势，这封信未能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赠送的，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后来遗失了。不久前，萧先生特地主动从天津写信给清华大学证实有此事。这封信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上，题为《梅贻琦先生身在国外，依然怀念清华》。
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他的儿子梅祖彦（现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曾回忆说：“清华原在美国订了许多期刊，当时由于中美不通邮，这些期刊全寄给在美国的梅校长，久而久之，收到的期刊竟然堆满了一个房间。梅校长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把这些期刊拆了又包、包了又拆，还常常说：‘这些期刊是清华的，总有一天要把这些东西还给清华。’”
梅校长常谓：“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他的一片心思都花在清华大学上了。据吴泽霖教授回忆说，梅贻琦离校那天，吴曾在校门口碰见他，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