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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的是美国资本与技术的流入，以及美国巨大市场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开放，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快速的经济成长。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速下降，伴随着发生的也果真是家庭计划宣传时所允诺的经济成长。
所以，台湾的节育政策是由宏观的区域战略布局加以定义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虽然遭到台湾岛内有关部门的抵抗，以及社会的茫然和冷漠，但是从对台湾当局的施压，到成立民间组织，贯穿到家户的访视与避孕工作的推动，以及支持这三个层次所需要的人口学训练与数据建立，到最后与人口政策相配合的土地改革、农工部门的资本转移、出口导向工业化所带来的快速经济成长，人口计划经过漫长的萌芽期，蒋梦麟终于盼到了实验期。
如前所述，1959年4月13日，担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呼吁政府重视人口问题，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台湾当局才被迫在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口号为“实施家庭计划，促进家庭幸福”。
1967年，台湾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1969年，台湾当局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从1971年起，台湾当局的高层才觉悟节育的重要，指定每年11月成为台湾“家庭计划”扩大倡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口号。过去五十多年，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地缓和了人口增长压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这都要感谢蒋梦麟等先知。
名作家柏杨坚决赞成节育，他办杂志曾与“卫道之士”展开非常精彩的笔战，也因此被保守派恐吓过。他形容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靠的就是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之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
就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全国哗然，一方面是因为此举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洋学堂的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起初多半是恐惧。
他说，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文章。他抄录了三位反对节育的代表的言论作为例证，因此吃上了官司，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去了台湾。廖维藩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他早年曾吸引会员150余人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届“立法”委员。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他年轻时头脑开通，到了老年却守旧得厉害。他于1964年9月18日，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质询，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台湾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特向台湾行政当局提出质询。”
柏杨说，这篇奇文，曾让他及他的朋友们哭笑不得，因此常拿出来与朋友一同欣赏。
首先，看了廖维藩先生的大标题，若“不肖之徒”，若“断绝其生育”，若“亡人国”，若“灭人种”，若“危害中华民族”，若“事机迫切”，一串连珠炮，把人心都轰出嗓子。柏杨称：“此之谓先声夺人，先把对方弄迷糊了再说。”
廖维藩的质问曰：“中山先生及蒋公均反对节育运动，皇皇训示，公诸天下，昭昭在人耳目，台湾人宁可反对？中山先生于《民族主义》第一讲云：‘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民族和世界民族，永远并存。’”
蒋介石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云：“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总要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作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他推论的结果，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比率的，粮食的增加是算术比率的。粮食不能供给人口的需要，便发生贫困、饥荒和战争，要把人口减少，使其与粮食保持平衡。”
他又说：“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的生育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
他引经据典地表示，据人口问题专家的估计，三百年来世界人口只增了4倍，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是几何的比率，并且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产量能够很快地增加。例如美国，1787年乡村里19个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供给城市里1个市民；到了现在，每一个农民便能供给15个人了。可见粮食的增加也不是算术的比率。所以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马尔萨斯学说既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我们便不能根据他的人口原理，断定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是太多了。
他又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总理在民国十三年（1924）演讲民族主义，焦虑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所以一时不能来并吞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
廖维藩先生又说：“中山先生及蒋先生对节育运动之训示，彰彰明甚，而少数不逞之徒，故意假借所谓人口压力或人口台风之口号，在侵略主义殖民主义者指使或金钱诱惑之下，大倡节育运动。有所谓孕前卫生，有所谓计划生育，有所谓推行未婚少女避孕术，以及医疗机构之秘密堕胎等，种种民族堕落情事，如雨后春笋，继续滋长，致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堕落气氛之中，台湾当局倡导‘反攻复国’，推行礼、义、廉、耻，革新风气，在如此情形之下，政策可能贯彻乎？”
他愤愤指出：“此为美籍肯尼博士指使中国人士推行孕前卫生之节育运动工作也。所谓‘生育年龄’，系指本省全部生育年龄之妇女而言，并无例外，装置‘乐普’，并不以已生育子女三四人之妇女为限。果如此，则肯尼博士之措施，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也。”
廖维藩先生左引右引，前引后引，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十分学术性的问题，被他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他说：“查该博士之行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范围内，实犯有非法行动之嫌，应请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饬令外交主管部门迅向美国外交当局，请其饬令返回，以维邦交，如时日稽延过久，则我方唯有将其驱逐出境也。”
他又向台湾省一把手黄杰告状：“黄杰在答复此一问题（答复刘议员金约质询人口问题）时表示，本省当前所承受的人口压力……情形并不十分严重。他指出，本省土地面积约36000平方千米，现有人口不足12000000人，但是香港仅有391平方千米土地，却容纳了350万人，就目前本省人口增加情形说，十年之后，至1974年，亦仅达2600余万人（如‘2’字无错误，则此数在十年之后尚远不能达到。——作者注），本省经济生产能力，尚足以充分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
“现在台省既未发生严重的人口问题，何以肯尼博士在台中伙同我省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此则大可研究之问题也。……所有在台省境内节育灭种措施，应请行政当局严令取缔，以维民族生存。其一二丧失民族观念，助纣为虐之徒，岂受外国药商推销‘乐普’使用银弹政策，或有外国援助之诱惑，而利令智昏乎？并请行政主管部门严查究办，以维风纪，而挽民族气节。至所谓‘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亦为助桀之机构，应迅予解散，以绝祸根。事机迫切，特向行政当局提出紧急质询，请予明白答复。”
以上是廖维藩先生在台湾有关主管部门质询的洋洋大文，读来令人摇头无语，而这正是保守派要的东西。
再介绍王梦云先生和汤如炎先生各篇，其叫座之处，同样叫人拍手称奇。两人奇文如牛毛，但却让人喷饭不已，也显得保守派虽有蒋氏父子的支持，却也没啥功力，禁不起专业的检验。
王梦云先生第二个出场。1949年之后，代表法统的“万年国会”来台后没有改选，吹牛拍马、光怪陆离的问政所在多有。九十五岁高龄才申请退职的法律方面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