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傅斯年大声疾呼：“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知识，懂得自己的语言。”
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人士所深知的。但直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制度上的回应，这个功劳要归于傅斯年。
傅斯年高瞻远瞩地指出，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即应用近代方法研究历史学语言学的三大标准：（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他又说：“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傅斯年既强调新观念，又揭橥三大口号：（1）把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历史文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2）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3）我们要确保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手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与胡适所撰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可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
傅斯年着重应用数据，力矫游谈无根的传统陋习之苦心非常明显。这样的bination世间稀有。
至于傅斯年高举“我们要确保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大旗前进，更具有高度的鼓舞性，实唤醒了中国学人最高的民族意识，因而，历史语言研究所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许多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人集体研究。陈寅恪任第一组（历史）主任，赵元任任第二组（语言）主任，李济任第三组（考古）主任，均一时之选。四十余年来早已成为全球中国历史及语言学研究之重镇，实即傅斯年最初规划宏远之功。
1928年秋，河南安阳殷墟开始发掘，此为1899年甲骨文现世以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应用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从此以至1937年夏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先后十年间，发掘凡十五次。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发现了大量殷代铜器及龟甲兽骨文字。经过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级研究人员详细研究，殷商史事遂由隐晦而日趋显明，中国之信史，因之向远古推进千百年。
3 书生以讲学报危国
傅斯年为五四运动健将，对“九一八”空前国难之来临自极感悲愤，曾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约集著名学人商讨“书生何以报国”，傅忧心如焚，慷慨陈词。他与几位知名学者几经商讨，都以编写中国通史以唤醒民族魂为急务。
此后北大史学系即以此一事业为己任。傅斯年旋建议校方聘请国学大师钱穆来北大讲授此一课程。抗战之初，钱穆所撰《国史大纲》刊行，可谓傅斯年此一号召的实现。
其时，日本人为掩饰侵略我国东北，发表“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傅斯年深感义不容辞，乃于百忙之中赶撰《东北史纲》，运用民族学、语言学及古籍中史料资料，以证明东北原为中国郡县，无论任何方面均与中国有不可分割之关系。稿成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本，送至国际联合会调查团以为参考，颇受调查团重视。
傅斯年四年中在北大及清华各校“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且时时怀着“最后一课”的隐忧，益加策励，终于造就中国近五十年来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培植了众多的人才，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抗战和国家建设的中坚。
蒋介石也赞叹傅斯年的高瞻远瞩，感叹：“每想起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领袖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孟真）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地办事，余真不可及！”
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也高度肯定这个学生，称：“所谓傅先生所做的四件大事，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先生手创，且经营较久，并有空前成就以外，其余三件大事，只是做了奠基工作便离开了。”对学生先老师而去，言下不胜唏嘘之意！
孟真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可知他在学生时代即是反日的。1926年，傅斯年在巴黎闻地理学大师丁文江在孙传芳势力下任淞沪总办，极为不满，曾对胡适言回国后“一定要杀他”。
1929年，傅斯年与丁文江在北平经胡适介绍而认识，两人深谈后不久即成为互相敬爱的好朋友。1936年1月，丁文江在粤汉铁路沿线考察时煤气中毒，傅斯年闻讯赶往湖南长沙救护并料理其身后事。又发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赞扬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生死交情，永为士林佳话。
1932年10月，北大教授马衡企图划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以苟且偷安。傅斯年闻讯曾加劝阻，马衡不听，进而寄信蔡元培院长表示反对：“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
当时傅斯年先生正在北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时日寇侵陷东北，平津危急，在北平的一部分学人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也就是中立区的运动，梦想以这种办法逃避日寇的炮火。傅斯年先生对他们劝说无效，因此不得不申明立场。10月12日，他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两先生，说明他绝未参与这种运动：“北大马叔平先生赴京，运动什么北平设为‘文化城’。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对为此事图谋者，傅斯年在信中感慨道：“斯年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后来马衡等人策划的“文化城”之梦未能实现，固然不一定与傅斯年先生的反对有关，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北方的学人中，他是最坚决的反日者。
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力表示反对。
6月4日，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专文，认为当局一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接阅此文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严正表现爱真理甚于爱吾师，他对胡先生素来执礼甚恭，这次却大大地例外，胡适为此非常感伤。最后由丁文江先生写一长信给他，加以劝解，他才打消退社的意思。丁先生的长信，他始终保存着，大概是作为与胡先生友情上的一点纪念吧！
但也显示他积极抗日主张持之益坚，立言退让亦有限度，虽弄得胡先生非常感伤也在所不惜。
正如胡适所称由此也可以“感觉他（傅）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真挚亲切”。胡适说，“一点也不怪傅孟真”。
1935年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北平，与宋哲元幕中的亲日分子萧振瀛勾结（傅斯年先生一直说萧是汉奸，国人有同感者也不少。近来又有人说他不是汉奸，但说他是亲日分子，大概不会冤枉他），企图造成冀察乃至华北五省的“特殊化”。
日本人通过当时的北平市长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谈话，席间萧以各人的安全为威胁，想迫使他们就范。俨然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
在大家惶惑之际，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和誓死不屈的精神，结果大家一哄而散，粉碎了萧的阴谋。于是北平整个浑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接着北平教育界组织起来，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为国苦斗，直到“七七事变”。傅斯年先生骂萧的事，在当时北平各个学校中传诵一时。
傅斯年先生这种伸张正气的精神，使他不顾一切。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局面。
“一二·八”学生示威运动爆发，包括傅斯年在内的部分北大教授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更加忌恨。然傅虽处险境，不稍抑其抗日爱国热诚。
傅斯年为表示其积极的抗日态度，在其夫人俞大彩怀孕时，即对罗家伦言：“如生男孩，即命名仁轨！”罗家伦竟不能喻意，傅当面谓：“你枉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位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1935年9月15日，传其夫人生一男，他当即命名仁轨。可见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抗战胜利时，他在重庆。他在一封家书中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拥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又说：“我可以出国治病了。”
他曾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在逝世前不久，果真刻一图章“孟真遗子之书”，印在书上，作为给儿子的财产。傅仁轨曾在给其母亲的信中写道：
妈妈：
爸爸要把他所有的书籍，都遗赐给我，我非常感动。如果别人有正当需要时，就请你毫无犹豫地借给他，因为有许多好学的学生，是能够读这些书的，要是为我而把这些书藏在箱子中，我觉得那是很自私的，爸爸给我的一切——道德方面的——自应珍视，而且我要尽量地利用它。
为了救国救民，傅斯年可以不顾生死，他常常准备以身殉国。
对外侮他奋起抵抗，对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