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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经国至少已经相信，孝武的生活习性、交友不慎、讲话不小心，起码间接导致刘案。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蒋经国本人并不晓得有杀害刘宜良的计划。
蒋经国1983年罢黜王升时，并没有利用此一机会管束已被放纵去威吓反对派人士的情报机关特务。蒋经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交代，搞秘密活动绝对不能从事政治暗杀，可是他并没有做到。最后，蒋经国也没有好好教导他这个言行怪异的儿子，或是他的情报首长。这一部分的国民党官员继续如化外之民，凭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蒋经国之外，华府主持对台政策的里根政府官员，也希望刘宜良案早早结案，尽快忘却。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官员很清楚，黑格去职之后的里根政府新团队，“衷心不希望让蒋经国太为难”。 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国务卿伍佛维茨（Paul Wolfowitz）领导下，推动里根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允许F16战斗机生产厂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与台湾合作，在台湾产制所谓的“国造防御战斗机”（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简称IDF，译者按，后来命名“经国号”，战机成军）IDF大部分在台湾组装，是F16的改装机种，配备不同的引擎和电子设备，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御性质。这就是里根兑现他对蒋经国私人担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进战斗机”的方案。
国务院一些外交官员声称，IDF违反了1982年美、台八一七公报。公报载明，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量与质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减低。案子送到舒尔茨国务卿面前裁示。刘宜良命案、索拉茲众议员召开听证会，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乐观，但是由于里根对蒋经国有秘密承诺，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早已下达。
白宫希望刘宜良案尽早落幕，还有另一层原因。索拉茲众议员主持的听证会还在国会山庄进行之际，钱复透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Gaston Siegur）的安排，在他的华府办公室与诺斯（Oliver North）中校会面。诺斯还带来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领袖卡迭罗（Adolfo Caldero）。卡迭罗说明，尼加拉瓜反对桑定政权的游击队，被美国国会遗弃，处境危殆。卡迭罗问：台湾的“有钱人”能否捐助100万美元给游击队。
蒋经国此时是又气又恼，“国防部情报局”很可能在他儿子煽动下，僱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关台湾安危的国家，去执行冷血谋杀案。突然间，钱复报告，白宫要求国民党不得让美国国会知情，秘密捐款从事秘密行动，简直更不可思议。这时候，美国与台北仍与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事实上台北仍与左翼桑定政权有援助计划在进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笔900万美元的低利贷款给桑定政权（美国政府此一违宪、非法的秘密活动，在尼加拉瓜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命伤亡）。蒋经国对于诺斯有此请托大为高兴，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向白宫查证此事是否有更高层授意？国家安全会议的答覆是：“里根总统会感谢（台北方面）赞同的反应”。
蒋经国指示“「国家安全局”透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来回应美方的秘密请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国陆军退役将领辛格劳布少将（John Singlaub）他立即到白宫拜会诺斯。蒋经国要确切掌握情势，再度查问——白宫会“十分满意”国民党捐款给尼加拉瓜反抗军吗？美方迅速给予正面答覆。
4月9日，普通法院经过9个小时庭讯之后，判决陈啟礼、吴敦谋害刘宜良罪名成立，各处无期徒刑。10天之后，军事法庭经过14小时庭讯，也判处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说出：“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台湾的早期，都搞过政治杀害活动，只是都根据谨慎规划的计划进行。过去十几二十年，使用暴力则是违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军事法庭的检察官都没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多数观察家的看法都没有错，过了几年他就出狱了。在索拉茲主持的听证会上，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蒲威廉（William Brown）声明：“就证物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国民党有在美国针对其敌人骚扰或恐吓的一贯模式”。听证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国会像征性地做成一项决议，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引渡到美国。台北方面也果如预期，再度拒绝。国务院接下来把联邦调查局能指认出来的台湾情报局驻美特务全部驱离美国。
六、七月间，台湾当局透过“世界反共联盟”把100万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两期）第一期款，汇入诺斯在瑞士银行秘密账户。蒋经国的行事作风向来是对不相干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秘密款项。7月份，郝柏村向蒋经国报告，白宫已经批准IDF案子。蒋经国微笑地说：“这是我国军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除了情报局特务人员被驱逐出境之外，台湾没有因为刘宜良命案，在美、台关系方面付出其他代价。可是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从此以后，扫除“文化污染”（意即公开抨击政府及领导人）的主张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信服。
刘宜良命案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他首次改变情报机关的基本目标，下令“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特殊情报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合併，指派一位从野战部队出身的将官（译者按：卢光义）出任新首长。这个新单位（译者按：改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此后只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最重要的是，蒋经国禁止在美国从事任何秘密工作。他指示“国家安全局”集中力量从事情报搜集、分析及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把汪敬煦调离“国家安全局”。
蒋经国晓得要改变情报人员的文化洵非易事。他曾经说过，奉派从事特务工作的人，等于是“跳火坑”。经国一反早年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现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他对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著他对创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充满无力感。蒋经国也下令切断跟泰、缅边境游击队的关系—自从1953年以来，他屡次向美方承诺要断绝关系，但一直没有真正切断。最后，他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检具事实，由他亲自批可。同一天，他告诉郝柏村，今后要加强拔擢本省籍将领。
第二十四章
建 立 共 识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30年代、40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全台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到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当局官员。贪瀆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报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比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
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者按：陆润康、徐立德）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说，蒋经国拜託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
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74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阶军官及情报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
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总统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虽然“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976000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譭谤官司箝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席格瑞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也十分畅销。
蒋经国虽然忙著规划台湾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