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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起就一直透过电话，鼓励美国友人制止卡特的计划。年初（译者按：应是12月下旬，宋美龄召见才在年初），“外交部次长”杨西崑抵达华府，宋美龄召见他，告诉他：“你最好别处理对美国人交涉事”，她要蒋经国最不喜欢的表亲、她的外甥孔令侃，来负责对美交涉。杨西崑回答说，他奉总统之命来美国交涉，有责任做好工作。
蒋经国也极力运用美国国会对卡特政府的反弹。他批准“行政院长”孙运旋公开促请美国国会议员保护台湾利益，同意在美国展开又一波公开活动，并指示杨西璇坚持某种程度的非外交官方关系，即使是联络办事处或“总领事馆”都可以。但是他也打算避免跟卡特总统摊牌对决。杜尔（Robert Dole）参议员代表“以实力争取和平联盟”邀请蒋经国立即来美国，与卡特政府对抗，他婉谢此一邀请。宋美龄对于他如此自制大为震骇，美国的亲台人士也因而疑惧。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张把卡特和邓小平的整个协议作废；它向台北当局抱怨说，传统基金会总不能“比教宗还更加天主教”。蒋经国面临岛内以及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强烈抨击，依然表现有弹性的务实作法，反映出他对台湾充满信心，纵使彷彿全世界都拋弃了台湾，他还是认为台湾可以走出拂逆。他也理解，与美国民主党撕破脸决裂，是大错特错。台湾仍需要在美国争取广泛的同情。
卡特决定坚守对邓小平的承诺，在跟杨西崑交涉时，美国外交官坚持“非官方”关系的形式，其实在绝大多数面向上，它已等于是“实质”的正式关系。杨西这下子迟疑难决。最后，国务院要胁，双方若不能在3月1日以前达成协议，美国将关闭台湾当局在美各地“总领事馆”，也停止美国政府在台湾一切作业。蒋经国授权杨西接受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架构美方设立“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简称AIT），台湾驻“华府办事”处则称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简称CCNAA）。 宋美龄不能公开批评蒋经国，但是她责备杨西崑让步太多。蒋经国则在杨西崑回到台北时，亲到机场迎接，表示他支持杨西崑。
蒋经国的两手策略——与行政部门谈判，向国会里的台湾友人申诉——功不唐捐。卡特政府向国会提出《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打算针对与台湾协议妥当的“非官方”关系，赋与法律核可的地位。这项草案订定美、台之间60多项条约、协定继续有效，包括出售浓缩核子燃料给予台湾核能发电反应炉的条约在内。可是国会两党议员携手合作，强化法案对台湾有利的部分，最显著者就是安全的议题。鉴于卡特提出的《台湾授权法》草案隻字未提台湾安全，国会修正通过它，易名为《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台湾关系法》重申了即将废止的“共同防御协定”中十分类似的承诺：美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系奠立在期待台湾的未来以和平方式决定的基础之上；任何试图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运，解决台湾的未来之作为，将被美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构成美国严重关切；美国不会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将继续提供防卫武器给台湾；美国将抵抗针对台湾的安全或社会经济体制施加的任何形式之胁迫行径。
《台湾关系法》做出这些修正，乃是台湾的政治胜利，也是蒋经国个人的胜利。把美国对台湾安全利益的关切，涵盖杯葛与禁运，似乎更超过原有“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台北在最后一分鐘也取得美方让步，获准在美国维持八个“非官方”的办事处——华府原先坚持只准设四个办事处——此外，虽然美方形容双边新关系道地非官方，他们默认台北的公开声明，指未来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运作具有“官方性质”。
蒋经国在台湾精心规划提振国民信心的运动。官员、媒体、作家和其他民间人士透过电台、电视，发表演讲，打出口号，一再强调团结自强。蒋经国宣佈国防预算提高12％。国民踊跃捐款给“自强救国基金”，购买军机。当局透过警备总部由黑市买进新台币，稳定币值。温和派的党外人士在康宁祥领导下，初期亦参加全台团结大游行。经过这种种努力，台湾民心迅速稳定，恢复乐观。台湾的经济恢复攀升的活力。美、日等外国投资，很快就超过前一年的水平。若干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对台湾反而是利空出尽，实际上改善了它的投资环境。
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停止了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单打、双不打”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国民党现在面临中共更活跃、更集中的和平攻势。新年元旦，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讯。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廖承志和蒋经国半个世纪以前在上海是同学，两人当年都是左倾学生。廖承志主持的对台办，更在中国各省遍设分支机构，建制到达县市级。台办向台湾、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亲友发动信海攻势，呼吁两岸修好。
蒋经国对这一波和平攻势的反应，可比邓小平瞭解的还更精緻、敏锐。邓小平认为，北京虽然没有达成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目标，两岸关系的政治动态已经起了根本上的大变化，逼得台北有可能跟它的宿敌修好。然而，蒋经国瞭解，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期下来对台湾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鼓励大陆正在萌芽的民主运动。可以说在80年代，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布好。
可是蒋经国不认为1979年是朝这个方向采取具体动作的时机。台、美断交使国民党陷于守势，内部团结和稳定是最优先的要务。因此蒋经国及其政府猛烈抨击北京示好，并宣佈“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但是不久就有跡象显示，蒋经国打算逐渐修正“三不政策”，他默许台湾人民和商界的民间交往行动。
1月29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提案成立一个高阶小组，研议反制中国共产党政治攻势的战略与战术。他认为，光采守势并不够，“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政治攻势”。会后，他召见王昇，指示他去领导负责这项任务的特殊单位。他说，台湾在对抗北京时不够“创意、积极”，必须发动“对大陆的统战攻势”。 长期目标就是在中国境内制造一股逆流——同情以台湾模式，而非中国模式统一中国。
这个秘密单位代号“刘少康办公室”，他的规划的措施其实就是扩张早先的资讯展，破坏北京的宣传，促进台湾的形象。譬如提醒台湾人出境要小心，不要坠入中共透过亲戚朋友实在的统战伎俩、推出孝亲月活动，彰显台湾尊重传统价值，已与中共形成鲜明对比。
这项活动不至于需要佔据儼然岛上的第二号最有权势人物——王昇——的全部时间。王昇担心会“毁了他的声誉”的“攻势行动”就是他熟捻的秘密作战。规划的秘密行动中最秘密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在岛内、岛外涉嫌受到中共利用的人士，施加人身恐吓。为了这个目的，情报机关在台湾首度与极右派团体建立关系，至少也和在台湾活跃的一个外省帮派有了联繫。结果就和蒋经国的本意南辕北辙——严重伤害到台湾的形象和道德力量。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刘少康办公室和这些活动扯到一起，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蒋经国和王昇谈话时提到的“攻势行动”之中，刘少康办公室负责协调台北当局可能影响到对北京政治斗争的一切战略与作业决定。“国防部情报局”与黑道掛勾也是这一类的重大决定。
刘少康的办公室只有20几名幕僚，迁入台北市黎明文化公司大楼上班。王昇投下大部分时间在刘少康办公室，但仍续任总政战部主任，也是蒋经国在台湾全面安全事务的非正式顾问。刘少康办公室提出的构想方案，得到蒋彦士和“行政院长”孙运璇背书之后，送请蒋经国做最后核定。
第二十一章
高雄事件及军法大审
蒋经国批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台湾省党部14个重要职务的人事异动。新人大部分年轻、温和，且是学界出身的改革派，本省籍、外省籍都有。省党部主委宋时选（蒋经国的表亲）指派许多具有大学学位的年轻台籍干部出任地方县市党部主委。到了1984年，县市党部主委有半数是年轻的台籍干部。
1979年3月10日，照中国旧历算法，是蒋经国70大寿。依照传统习俗，这是一个重要日子，应该盛大庆祝。可是经国拒绝亲友给他办寿宴的好意，特别选生日这一天，坐船到马祖，与驻军共进早餐，晚餐则与军官们共食，吃了一碗麵。4月，他主持耗资7千万美元兴建的“中正纪念堂”啟用典礼。“中正纪念堂”佔地25公顷，宏伟的大门顶上镶刻著“大中至正”四个字。蒋经国深信，台湾已经平安度过与美国断交的震撼，而且更坚强，一如他所料。
关键就是展示实力与决心，同时展现他有心带领台湾走向自由化与法治化。但是他也发现，政治上放宽鬆，无可避免就导致更强的自由派（本省人）压力，以及保守派（旧日国民党的外省人）的反压力。
外省人似乎比本省人更加不安。1979年，国民党内分裂情势是来台之后最公开的一段时候。5月底，一群上年岁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要求终止岛内所谓的“思想污染”，警告说反对派人士已经给台湾的“共产化”开门。右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有理由担心蒋经国和改革派逐步朝向“有管制的自由化”走。一个以改革派为主的领导阶层主张“立宪民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