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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蒋介石表示非常不高兴，美国竟然没有跟台北合作利用西藏“抗暴”发动行动，他表示国民党军队也会有动作，暗示将以伞兵空降到西藏。但是此时藏人反抗运动已经瓦解。早在4月23日，杜勒斯就报告，“反共游击队”已经惨败，企图逃入印度。虽然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支援动作没有中止，不久经国的秘密单位也加进来一起伸援。 一年之后，虽然艾森豪认为美方继续援助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中共的报复，国家安全会议还是批准延续支援动作。
除了在西藏联手支援“抗暴运动”之外，国民党当局现在也推动与美国在中国其他地方发动游击行动。这时候，全世界都晓得中共的大跃进酿成大乱。刘少奇取代毛泽东出任人民政府主席，更增添外界猜疑毛泽东地位下降。1960年2月，蒋经国通知克莱恩，有鉴于大陆民情高昂，“反共”声浪上涨，蒋介石打算空降两三百人一队的许多突击队到四川等地。经国说，他们将在春天开始行动，如有必要可以单方面行动。克莱恩向华府报告，他设法说服台北对这项雄图“温和一点”。
艾森豪总统1960年6月到台北访问，蒋介石表示，在边境地区若干地点设置游击基地的时机成熟了，他保证大陆百姓会揭竿而起，导致共产党政权覆亡。台北方面有所求于美方者，就是飞机和电讯设备。艾森豪答应他，美方会研究这项方案。回到华府，五角大楼再次研判认定，这项计划“几乎必然会失败，对于台湾和美国都会有不利影响”。不过为了安抚蒋介石，艾森豪批准为了“鼓励大陆反共运动的目的”，美、台要共同计议、规划。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还未解密，但是显然除了规划、训练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虽然西藏“抗暴”悲惨失败，它却造成中、印关系紧张，进而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失和。7月16日，莫斯科照会北京，它决定不仅取消1957年秘密发展核武器的协议，还要召回派到中国的所有苏联军、民技术专家。此时，邓小平已从大跃进的大灾祸里汲取痛苦的教训，他正在审慎地推动务实政策，试图弥补大跃进造成的伤害。
第十五章
中国“大跃退”
整个20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外省人占台湾地区人口的一成半，但是“中央政府”、军队、国民党中央、大型公营企业几乎每个高阶职位，全给外省人佔了。在地方上，外省人的主导地位一样无所不在。例如， 1963年全岛24个县市警察局长，没有一个台湾人，120个分局长当中，只有5个台湾人。
本省籍人士除了国民党之外，找不到其他政治组织可以依附。安全管控严峻实质上使得民间连温和表示反对都不敢。警备总部找不到太多对像需要镇压或甚至严重“警告‘。可是还是有5000名左右台湾人被当作政治犯拘押，作为对有心反“政府”人士的活教材。
可是国民党维持法律与秩序不单是靠高压震慑，它在多数台湾农民、商人群中享有程度不等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仅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受益人，也是国民党推动政治稳定的受惠者。民间企业主有八成是本省人。1949年台湾农民约是2/3佃农；到了60年代初期，已有2/3农民自己拥有耕地。这些新地主社会地位和自尊大幅提升，产生荣誉感和责任心。结果之一是，他们以选民乃至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国民党掌控的地方选举。 然而，一般认为，如果允许出现活跃、自由的在野反对势力，农民、商人对国民党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逝。
有些党外政治领袖，如台北市前任市长高玉树等，希望美国能支持他们以党外身份在有限的地方政治与选举中参一脚。可是在60年代中期，高玉树等人很痛苦，因为他们觉得纵使他们有心合作，并没有得到外省人善意回应，也没有得到美方理解。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蒋家父子所允许的有限度之参政体系内努力。华府并没有对台湾直接施加压力以放鬆此一限制，但是美方与台湾境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
少数本省人开始在“政府”及国民党内受到重用，蒋经国拔擢台籍人士徐庆钟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氏回过头来提拔他一位台籍学生、农业专家李登辉。李登辉成为学界、官场一个非正式组织“农经派”成员。60年代农经派的主干人物是台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一位拥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博士学历的浙江老乡。
蒋彦士由美国回台后，在农复会里晋陞极快。50年代初期蒋介石指示高级助理，要注意物色青年才俊，提供给经国储才养士。有一天蒋彦士突然奉召晋见蒋介石，稍后即接到经国的电话，又隔不久，经国就来拜访他。 蒋彦士在1961年升任农复会委员。多年下来，他与蒋经国发展出深厚的公私情谊。外界谣传，他们俩交情好原因之一是，蒋彦士也喜欢夜里出游，与女人廝混。
蒋彦士官位上升，也提拔李登辉。蒋彦士和台湾岛内都不知道李登辉还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唸书时，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
根据有些报导的说法，李登辉成为中共党员或候补党员。但是他不久就得到结论：共产主义与他的基督徒信仰有太多冲突，因此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就正式向他所属小组申请退党。在二二八事变当中，知道李登辉加入中共外围的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到大陆，李登辉的身份没有曝光。1965年，李登辉得到洛克斐勒奖学金到康乃尔大学唸书。蒋彦士把李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动》介绍给蒋经国注意。虽然这篇论文题目不动人，但经国显然对内容相当欣赏。李登辉1969年回到台北，被派任为农复会农村经济组组长。1970年，在蒋彦士和徐庆钟促请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李遂和经国一样，先为中共党员或候补党员，然后再加入国民党（蒋经国则是恢复国民党党籍）。
台北的经济技术官僚和国际开发总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作，拟订一套19项基本改革方案，加快经济发展，把台湾推动到可以不再需要美援的地步。许多国民党元老依然矢口歌颂公营事业，不喜欢私人资本（包括日本与美国来台投资在内），也强烈反对改革。 经国虽然倾向支持公营事业，却没有介入此一政策辩论。陈诚及主要的经济规划官员都大力推动改革计划，蒋介石立即表态支持他们。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资料，50年代末期起，北京好几次透过种种秘密管道企图与台北领导人接触。1937年陪蒋经国坐火车横跨西伯利亚的康生，在中共党内声势上升，他和邓小平可能是发送讯息的人士之一。中共表示，中国统一之后蒋介石可以居荣誉职，台湾可以自治，也将大赦“战犯”。虽然北京送出秋波，但没有得到台北回应，经国也不曾向克莱恩透露北京派人传话、接触。美方与北京有自己的双边接触，经国也希望维持一条秘密管道，以备他日再发生类似1958年金门危机事件时可以派上用场。
尽管有秘密管道互通款曲，蒋经国手下情报单位对大陆局势的评估，依然非常政治化。例如，蒋经国的分析人员就没有察觉到中、苏关系之间快速的动态变化。在1961年他们依然坚称北京、莫斯科交恶是要让自由世界失去提防意识的奸计。不过，经国本人对底下分析人员提出来带有宣传意味的情报起了疑心。为了取得比较平衡的观点，他在“国防部”内成立一个特别单位，聘请文职学者担任研究分析人员。后来这个单位演变成独立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逐渐由留美回国学人主导（译者按，国际关系研究所60年代末期由“立法委员”仲肇湘主持，后由吴俊才接棒，与政治大学合作，改组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迁至木栅现址迄今）。
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与经国合作的秘密情报作业，还是在通讯拦截及空中侦察这两方面最成功，两者都由美方紧密控制。从1958年起由国民党军队飞行员驾驶的U2间谍机，就中国快速发展的核子武器及飞弹计划，提供了非常独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U2侦察机多年来共有三架遭大陆击落，第一架被击落发生在1962年8月。国民党军队高阶飞行员不满中央情报局掌控住U2的勤务，但台、美继续维持此一分工方式。由于这是以台湾为基地进行的秘密活动最成功的两个项目之一，中央情报局根本不愿放弃U2的掌控权。
吁求民主的声音并不只限于台湾人，50年代有个外省人雷震让国民党非常头痛。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主张“军队国家化”、开放地方自治、实施“内阁制”等等改革措施。支持蒋介石的保守派人士开始怀疑陈诚秘密鼓动雷震等知识分子，以增加自己的接班机会。经国和他父亲宽容雷震的批评，一则是为了表示开放，一则是因为《自由中国》与留居美国的著名学人胡适有关系（译者按，胡适之掛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照出版法，杂志文章责任要由发行人负责）。此外，雷震坚定的反共立场，主张一个中国，也使“政府”很难镇压他。雷震主张只有透过和平方式意——即把台湾转化为繁荣的民主楷模，才是“光复大陆”的不二法门。就知性上而言，这个论点可能让经国心有慼慼焉，因为日后他本人就采行这个方式。
雷震后来由理论、知性的论述转向组织工作，就游走在许可的边缘。1960年他开始计划筹组新党“中国民主党”。成立有竞争力的政党，就是对政权的直接挑战。但是国民党内现在对于如何回应意见分歧。“副总统”陈诚，更重要的是他身边的人，希望在本省人当中建立支持的基础，主张宽容。陈诚公开声明，反对党只要不是“军阀、地痞、流氓的政党”就可以成立，让政治观察家吓了一跳。这番话被解读成——雷震得到绿灯，可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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