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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美军顾问团派驻在总政战部的政治顾问巴博中校，在过去两年半里和经国时常接触。巴博报告说，经国在处理人事问题上铁面无私，不讲人情，也不考虑谁会受到伤害。可是在其他方面，经国的和蔼可亲、不傲慢自大，却让批评者失去敌意。“许多人在社交场合跟他初次见面后，对他先前的外貌、性格的观感全都改了”。
《美国新闻暨世界报导》週刊特派员马丁（Robert Martin）自从大陆时期就认识蒋经国，前来台北采访，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两度私底下共餐。马丁对他佩服得不得了，这样一个拥有“赤裸裸大权”，被“政客”与部分将领仇恨的人，竟敢轻车简从，不带保鏢到处走动，进出餐厅，而且“不矫揉造作，简朴、客气”，没有“国民党高官身上常见的諂媚逢迎”。马丁印象最深刻的是经国具有“深入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蔑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专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内心发出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个纯朴的人，也能够放轻鬆，享受一下”。
蒋经国夫妇与两个儿子玩耍嬉戏
不过马丁后来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讲话时，又补充一句：别忘了，“他是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人”。50年代初期和中期到过经国家作客的访宾，都很惊讶他在长安东路的住所傢俱陈设朴素，看不出官宦人家的习气。除了一排电话以外，根本没有跡象显示这是岛上第二位最有权势者的住家。经国在家里招待外国访客时，通常换上中国式长衫，而且亲自端菜。美国学者、作家艾伦怀汀记得蒋经国在谈到自己学英语发生的糗事，或是儿子们穿著牛仔装满屋子乱跑嬉闹的故事时，黝黑的圆脸冒出笑容的模样，蒋经国爱看电影，喜欢玛丽莲梦露。晚饭后，蒋家人往往挤进吉普车跑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他们跟大家一样排队买票，然后在拥挤，甚至有时还有臭味的电影院里找位子坐下。
蒋经国一家合影。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右一）此时为陆军官校学生蒋经国与儿子孝勇合影蒋经国即使在家，也经常忙著公事，虽然和儿子玩在一起，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个严父。他对儿子期许很深，他们很怕达不到他的期许。孝勇记得小时候对父亲“敬畏得不得了”。孝文、孝武很聪明，据蒋家朋友说，“被宠坏了”。方良若是告诉经国他们怎么调皮、不听话，经国就会修理他们。经国希望儿子里至少有一人进军校。孝文遵从父亲的愿望，1955 年进入陆军官校。然而到了三年级，孝文声称受不了身为“总统”长孙在同学儕辈中受到的压力，希望退学。经国动用他在美国军方的关系，让孙立人的母校维吉尼亚军校接受孝文。可是尽管经过一番恶补，孝文的英文达不到美国的大学程度， 8个星期之后，他颓然退训。
蒋经国和美国人打交道时，相当倚重英文中国日报发行人魏景蒙。魏景蒙有时候替经国当翻译，是他的“老友记”、酒伴。有些美国官员形容魏是“帮亲人物”、“弄臣”。经国与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王新衡，交往密切，儿子孝武还拜王为乾爹。可是当台湾水泥公司推选王新衡担任董事长，经国对一位助理说，他不能有一位亲近朋友在商界地位那么高，此后就把王当做一般朋友了 （译者按，这里一定是错了。王新衡来台湾后是立法委员，被远东纺织集团董事长徐有痒延揽去旗下生产洋房牌水泥的亚洲水泥公司担任董事长。王从来没在台泥担任董事长）。另一类型的朋友是不再年轻的“少帅”张学良。经国说服父亲把张学良幽居之所由新竹移到北投，准许张学良在若干公共场合露面，但是不准到私人家中作客。大约每个月，经国会带张学良出来吃宵夜，谣传偶尔还有美女作伴。
蒋经国的一群朋友经常带著妻子在长安东路蒋家聚会，不时也到阳明山一处招待所饮酒作乐。每道菜端上来，全桌人都把面前的酒一饮而尽，当然划拳是少不了的节目，输的人不仅要干一小杯，还得要喝掉整壶酒！男女宾客往往都醉倒在桌下。但是教育长（即使当了“总统”，他在1949年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仍习惯这样称呼他）似乎千杯不醉。偶尔，宾客可能穿错了外套和鞋子回家，但太太当然不能搞错，但是经国可能是在这些场合，传出与部属妻子发生恋情的传闻。 公开场合，除了蒋方良，他从没有与其他女人一起出现，但是在50、60年代他显然有好几个红粉知己。
蒋经国与其夫人蒋方良饮酒划拳
经国权力日增之后，他试图藉星期天下乡的机会与普通百姓保持接触。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总统，他走遍全省320个乡镇，不经预告就到一般人家访问，甚至到地方上一般小馆子随便吃点午饭。 有时候他还自备乾麵条下乡。即使在50年代的台北，他偶尔不带侍卫，自己开车到处走。有一天开著吉普车回城里，他还让一个人搭便车。他问清此人目的地，还特别绕路把他送到。此人有眼不识泰山，谢谢他，赏给他10块钱小费，经国也不客气收下钱，回家后交给方良，他说：“你瞧，我今天可赚了一点钱咧！”
蒋经国到农村视察
蒋经国与章亚若婚外情生下的孝严、孝慈兄弟，此时也在距台北车程1小时的小城新竹成长。他们跟外祖母周锦华、舅舅章瀚若以及他的大群子女住在中央街一间小房子。学校同学几乎全是本省人，因此这对双胞胎不仅会讲国语，自小还会讲流利的闽南话。1955年，两兄弟都已经13岁了，外祖母还没有告诉他们谁是他们的生身父亲。他们还以为生父在大陆，没有逃出来。王昇偶尔来拜访，看看需要什么。瀚若依然相信姊姊是被谋杀致死，家人有病也不到新竹的公立医院看病，王昇一再向他担保，他的焦虑没有事实根据，可是瀚若不肯相信。
50年代末期，两兄弟进了高中，各自取了英文名字——孝严是约翰（John），孝慈是温士顿（Winston）。这时候，外祖母徵得经国的同意，才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他们。两兄弟听到自己是蒋“总统”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大吃一惊，他们感到骄傲，可是外祖母严切叮嘱，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他们也晓得不会得到著名的祖父、有权的父亲公开承认。章孝严相信，宋美龄多年来可能悄悄地间接接济他们。
到了1954年，金门、马祖和更北的大陈列岛驻有好几千名美式训练、装备的特种作战部队。中央情报局由这些地方发动的突击及其他秘密活动，依然瞒著驻台北美国“大使馆”。蓝钦曾在一封电报里抱怨，为了要知道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究竟干什么，他必须依靠国民党当局官员告知，以及“其他小道传闻”。同时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也在较劲，互争对中国大陆发动突击作战的主导权。美国的其他单位也来搅局，譬如美国陆军出了名差劲的第五00军事情报组，没有照会美国顾问团或中央情报局，更没有通知美国大使，也跑来提供训练及器材给蒋经国的单位。蓝钦温和地在电文里指出，蒋经国、中情局、美国军方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究竟范围如何，他只能臆测，可是它们攸关本地区的和平或战争，需要“比当前更从政策角度来加以注意”。
蒋氏父子在大陈岛留影
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不让大使馆知道这些秘密活动，部分原因是他们晓得外交部门一定会说它们挑起事端、无济于事，尤其是韩战已经停火，更没有必要招惹中国。蓝钦形容这些秘密活动好像是“拿鸡毛掸子去撩拨共产党大老虎”。这样撩拨可能激怒北京以军事行动对付外岛。1954年，蓝钦两度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表达对此一问题的关切。叶公超两次都乾净俐落推搪掉蓝钦的抱怨，声称他瞭解驻台美国军方代表对此有相当不同的意见。
韩战结束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只有消灭北京共产党政权，亚洲才能安定、和平。他告诉美国访客，他的60万大军可以在沿海地区建立坚强的桥头堡，然后中国大陆就会有大批义军揭竿而起，届时毛泽东就得逃到莫斯科去。蒋介石承认，要发动此一作战，美国必须先以36年时间提升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设备的水准，包括协助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建立海、空军武力。
蒋介石晓得他的部队能力有限，也瞭解全面进攻大陆一旦失败，会毁掉国民党军队的精锐核心部队，甚至可能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跟往常一样，除非胜券在握，他无意直接由台湾发动反攻或大规模突击活动。所谓十足的胜算，就是共产党政权，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内，陷于明显的崩溃状态，或是美国预备挑起主要负担。
针对大陆进行骚扰性质的突袭，虽然符合台北政权的目的，国民党当局在执行这类行动时都十分谨慎。韩战期间跟蒋经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在外岛并肩工作的美国军官及中情局人员都说，国民党军队拒绝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的突击。有位美国官员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指出，国民党当局深怕如果真的重新伤害中共，中共会采取必要报复手段，把他们驱离外岛。从大陈发动的秘密活动，基本上只等于是鼓舞本地区传统的海盗行为而已，据美国人说，其结果充其量只是骚扰共产党而已。
杜勒斯国务卿在1950年曾私下表示支持“台湾独立”，并不期待能推翻中国共产党。他真正的战略目标是：围堵中国、保卫台湾。美国学者唐耐心记述，自从蒋介石不再受羈束之后，杜勒斯设法争取掌控蒋介石的行动。1953年12月，杜勒斯与外交部长叶公超信件往返，“中华民国”再度正式承诺，国民党军队事先若不与美国咨商，得到美方同意，不会进击中国大陆。
杜勒斯国务卿决心要避免美国在亚洲捲入另一场地面战争。元月间，他宣佈“大规模报复”政策（意即依靠核武器，不再像韩战期间只靠美国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