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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打，中国依赖苏联，天下大势定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韩战，台北可以从美国得到重大利益，以及长期保护伞对抗强敌。不过，毛泽东也没有因为美国升高军事干预而惊惶。中国与“美帝”的恶斗既然不可避免，最好就在朝鲜开打。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美军登陆仁川之前，其实就已决定投入战局。美国人则不相信毛泽东会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冒著重大风险，大举进兵朝鲜战场。11月24日，麦克阿瑟还对美军说，大家可以回家过圣诞节。3天之后，中共万30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攻击美国陆军及陆战队的前锋部队。
美国这下子陷入重大危机意识。此后两年半的时间，好几万名美国子弟与中国志愿军鏖战而捐躯。提供军援给在台湾的反共盟友，成为美国的高度优先工作。中央情报局与蒋经国的情报机关及特种作战部队配合，经费可以说是不虞乏。美国在此后20多年，承认福建外海台湾岛上的威权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个政权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盟友，地位仅次于日本和南韩。
第十二章
秘 密 战 争
韩战战火日益炽热，台湾成为美国针对中国大陆从事情报搜集及秘密作战的重要基地。台湾虽然不见得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倒不愧为“不沉的基地”。据1950、1960年长驻台湾的一位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告诉作者，韩战以来的20年里，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国民党“大量的金钱、武器、设备和训练”。中央情报局一连串的台北站站长的言谈、行动，都以台湾岛上主要决策者自居。这些站长养成习惯，凡事都不跟名义上的上司——美国驻台“大使”——打个招呼。
韩战的头两年，政策协调处（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OPC）——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改组而成的情报机关——从台湾发动一切秘密作战。1948年8月，在政策协调处协助下，陈纳德把他那家已经破产的民航空运公司（CAT）以95万美元卖给中央情报局。这使得政策协调处及其后的中央情报局，拥有一家民用航空公司——CAT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华民国国家航空公司”的角色，中央情报局运用它，针对中国大陆及朝鲜进行秘密空中作业，后来转而用来对付中南半岛及印尼的敌人。民航公司及其他掩护公司（较著名者是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和亚洲航空公司Air Asia）是由一家名为太平洋公司（Pacific Corporation）的中情局外围控股公司所拥有，它在此后年以台湾为活动大本营。韩战期间，它出动15000次的支援任务，不时飞越敌人领域。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拥有一架B17轰炸机，有20小时的续航力，可以飞越中国大陆，直抵西藏。
中央情报局（译者按，它是由政策协调处改组而成）台北站扩张到拥有600多名职员。它的活动其实也到了不避人耳目的地步，台北市的计程车司机都晓得中山北路上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就是中情局台北站。第一五任站长庄士敦（Charles Johnston）警界出身，浑身干劲十足。二次大战期间，庄士敦即加入战略服务处，一度参与美方与戴笠军统局的联合作业。庄士敦的主要目标是支援蒋氏父子声称仍在中国大陆活动的160万名反共游击分子。美军顾问团及军事情报单位不久亦深深介入这类秘密活动，有时与中情局配合，有时则否。
宋美龄依然是她丈夫在涉及美国外交及政治事务的首席顾问。现在她的触角伸至就情报及秘密活动与中央情报局高阶层联络事宜，直接对蒋介石报告负责。 但是督导、掌管台湾整个情报及秘密行动，包括与美方配合行动者，其实是蒋经国。 他所掌控的特战中心负责指挥调度执行秘密任务的单位。这个中心下辖两个特种部队群，员额7000人，另有一支5500名兵力的反共军队。美国人形容他们是“非常精良的部队…团队精神很高，但不是经常遵守军纪”。另外还有一支“孤儿部队”大约600人，是在大陆作战殉职的国民党军队军官遗孤，培养来从事游击作战。美军顾问团支持另两个特战部队群，员额6000人，也隶属在蒋经国的特战中心底下。
根据若干接近蒋经国的台方军官所言，亦经当时驻台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宋美龄和她的继子在情报及秘密活动上面，偶尔发生政策歧见。但是他们不会公开显露不合。通常，他们分别去见蒋介石，讨论他们不同意的问题。
铁幕迅速落下，中央情报局实际在中国大陆毫无可靠的情报资产，因此它急于支持蒋经国的地下情报搜集工作，包括进行通讯拦截、空中侦察，乃至派员潜入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等等。这些情报搜集活动立即在台湾僱用了好几千人，中国人、美国人都有。
蒋经国在大陆的情报来源就是戴笠的军统局，以及国民党政权各个秘密勤务单位留下的人马。台北透过短波无线电与一些间谍联络，但是中共迅速侦破，破坏这些消息来源，许多人摇身一变，成为“双重间谍”，开始送回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情报机关掌控的情报。
绝大多数美国官员很快就认定蒋经国的特务及潜伏在大陆的间谍所送回的情报价值不高。笔者访问了十多位熟悉国民党间谍提供情报的美国中情局和军方官员，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都认为它们基本上没有用处，有时是由共产党、甚至国民党本身所制造，当时的许多国务院官员对它们评价也都不高。
在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译者按，美国专司电子情报战的安全单位）的协助下，拦截大陆的通讯成为最可靠的讯息来源。韩战爆发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在台北近郊架设一处繁复的无线电侦听站，蒋经国掌握的侦听单位提供数千名人员记录、分析中国大陆的军事及政府无线电通讯。另外，国民党当局飞行员还飞越中国大陆上空，记录人民解放军雷达通讯。这类的电子资讯提供极佳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情报，给予中、美最高指挥部。
1950年初，国民党军队将领胡宗南企图重整他已被击溃的第三军残部，在中、缅边境成立游击部队。不到几个月，这项行动失败，胡宗南调回台湾。可是他的数千名部属在李弥将军率领下，逃入缅甸山区。1950年秋天，这支国民党军队残部前途未卜，幸好援助即将到来。年底之前，蒋经国的特战中心规划出，运用李弥部队进攻华南的一项计划，政策协调处的美国秘密活动专家支持这个计划，可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反对，认为它必败无疑。不料，杜鲁门总统推翻史密斯的决定。这时候，美国保守派要求白宫准许麦克阿瑟对中国境内军事目标发动空袭，也要求白宫不要再绑住蒋介石，应该让国民党军队打共产党，李弥部队可以击敌之所不备，成本也不高，白宫不能放弃这样一个机会。
由缅甸出兵计划的假设前提是，国民党政权声称它在华南散落了数十万游击部队，只要略受鼓励，就会揭竿而起。蒋经国心知肚明这些残部败军不可能成为一支有效的部队，但是他们父子乐于一试，反正可以激化中、美敌意，把美国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拉近，又能替经国的特战机关带来更多经费、器材和工作，何乐而不为？在泰国政府秘密合作下，民航公司飞机开始运送武器、装备、训练员及美国政策协调处顾问，到达李弥的基地。
1951年4月，麦克阿瑟公开呼吁与中国全面开战，包括接受蒋介石提议，让国民党军队开赴朝鲜半岛参战，还建议美国支持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在中国开闢第二战场。很少美国人瞭解，即使有美国海、空支援，蒋介石并没有“反攻大陆”的念头。杜鲁门把麦帅这位太平洋战争的英雄解职，换上李奇微将军（Mathew Ridgway）为盟军总司令。杜鲁门在朝鲜打有限战争的政策受到猛烈抨击，遂倾向于让主张秘密作战的人士试试运用国民党的游击武力。
6月间，李弥率领2000名部属跨过中、缅边境，行军100公里，进入云南。此时，中共民兵发动猛攻，歼灭许多国民党军队以及若干美国人。李弥率众退回缅甸。另一支部队在稍南之处进击中国，也遭逢同样命运。尽管出兵失利，缅甸政府高声抗议，《纽约时报》也揭露由台湾秘密运补的消息，中央情报局依旧继续支持蒋经国增强游击武力。1951年底，李弥飞回台北，逗留3个月，与蒋经国会商下一步。李弥后来带著700名国民党军队正规部队回到缅甸，于1952年8月发动最后一次大进击。解放军再度重创入侵部队，李弥又退回缅甸，把许多伤亡人员弃置不顾。
史密斯对此败绩大为光火，撤销了政策协调处，把它併入中央情报局的特种作业处。至于国民党的官兵滞留在缅甸，只好另辟新生活。他们娶当地土著妇女为妻，偶尔进击中国大陆“搜集情报”，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获利丰厚的鸦片生意，扮演中间人、运货者或安全保鏢。不久，就控制了90％的贩毒生意。
1949年以前，蒋经国在许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经享有清廉、果决、亲切、务实、不摆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认他是真正关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员。他的政敌认为他太过理想化、天真、左倾，可是几乎人人（甚至共产党私底下也承认）认为他关心民瘼。可是到了台湾，也就是1950年之后，他却被视为“白色恐怖”的执行者。台湾人（譬如50年代以党外人士当选台北市长的高玉树）承认蒋经国廉洁、关心百姓，但也认为他个人必须对50年代初期的残酷镇压负责。
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蒋经国和父亲就比较不必担心共产党的渗透或是台湾人的抗拒。1950年12月，保安司令部宣佈又有500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自首。日后，蒋经国说，到了当年年底，中共已经不再对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