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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时候，会将普选写入其中。英国当然变着法子找麻烦，就改掉了结果。这也使得1988年并未实现直选，而推迟到了1991年。
总之这些都是在本位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咨委会两大责任，一是与中央政府确立基本法，二是与中央和市民协商，创制香港政制。
立法院选举上，与后世香港其实没有什么差距，主要分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两部分，直选由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东、新界西五大选区共选出30个席次，功能界别则在工商、劳工、教育、法律、医疗等28个功能界别中，选出30个席次，共组成60人的立法会。
虽然不是全普选，但一半的直选名额还是很给力了。甚至一些良心还没有完全坏死的泛民主派，也称赞这是香港民主的重大进步。一些民主人士还表示，对于第一届特区立法会选举表示期待。
出现争议比较多的部分则在特首产生上。一些大佬在研究后世香港政治之后，认为行政和立法两个部分即便是都为亲建制派，但缺乏统合行动力，屡屡出错。所以他授意中央代表，提议了一个责任内阁制，最高行政长官由立法会进行选举，这样议会多数党就能够推选出自己的领袖作为特首，特首产生后补选一名议员进入立法会。但实际操作中很可能出现没有绝对多数党，那就需要政党联盟协商产生一位特首，各种各样的麻烦也会随之而来。
责任内阁制的好处就是立法和行政会保持一定的统一步调，对于政策推广和执行有好处，缺点是出了问题全党都要背黑锅，小党执政的话也容易造成信任危机。
另外就是通过一个所谓“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间接选举特首了，这就是原本位面中的模式，相对保守了些，实际就是中央通过自己任命的选举委员会，控制特首选举，劲儿达到控制香港政局的手段了。这样不是不行，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肯定会被慢慢取代。而且极容易梳理中央和本地港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系。
咨委会中也有人提出直接进行特首普选，但中央的声音对于这么激进的模式还是不太支持的，所以特首普选应该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体制了。
最终还是平太宗的政治智慧给了这个争议性的问题一个各方都算满意的答案：双选举制。
特首选举和立法院选举采用类似的模式，都进行五大选举直选以及功能界别选举，采取一种高度近似普选的方式，选举最高行政长官。直选自然没什么好说，猫腻在功能界别上。直选的选票中央基本上没有什么控制力，但功能界别基本上全都是要仰中央鼻息的，包括工会、文化界、体育界、工商业等选票，28个功能界别可以搞的小动作就很多了。基本上这些选票能够控制不少，虽然做不到像选举委员会那样全面控制，但最起码有个兜底，而且明面上程序正义不受影响。
咨委会的一番努力还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罕见地两面讨好。左派欣喜于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正名，泛民主派摩拳擦掌企图在一个新的民主体制下有所作为。港人自觉手中选票突然价值大涨，顺带觉得自己地位提高，也对于英国人的黯然离去没了什么留恋。只剩下一群不开眼的带路党和香蕉人患得患失，仍旧抓着各种有的没的不放，只是没人理这些家伙们，更不乐意让他们破坏一片和谐氛围。
咨委会在四月份正式确定了香港政治体制以后，有政治企图心的政客和想当政客的人们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和宣传活动，几乎是数日之间，香港出现了几十个党派，纷纷剑指七月份的第一次选举。虽然双选举制特首与立法会分开了，但实际没有政党之助，也不太可能稳定特首大位。
在中央势力的扶持和资源倾斜下，香港社会主义民主党正式成立，有红顶商人之称的霍应冬出山，弃商从政，来为社民党站台，担任党主席。香港各路豪商李家成、李钊基、澳门赌王何宏慎等人纷纷解囊，捐献大笔政治献金，为社民党选战添砖加瓦。社民党本身新起，也没有确立好自己的政治诉求，实际上大多数这时候新成立的政党都没有走到那一步，还都是懵懵懂懂，而选举在即，只能敲锣打鼓卖吆喝，希望拉到选票。
作为同名同属性政党，南洋社民党还专门派遣人员到香港进行政党建设的指导工作，国内自然也有被派来帮忙的党内高人，所以香港社民党基本上是从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周密的政党组织结构，充沛的财源，以及外部力量的支持。这都是别的香港党派无法比拟的优势。
竞选纲领是齐一鸣亲自帮拟的，他对于民主政治的脉络算是这个时代天朝人中少数精熟的。具体的什么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东西他提的不多，给社民党的建议就那么几条。一是建立行政效率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二是扩大廉政公署职权，增强廉政建设；三是增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四是活跃香港自由经济，与大陆加强协作，为本土工商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总体而言，这个纲领规规矩矩，看得出确实就是中间偏左的政党的路子。也没有得罪什么明显的利益集团，其中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和增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民调中显示是香港市民最在乎的部分，也使得社民党从五月开始就一路领跑民调，成为七月立法会选举的最大热门。
其余如公民党、民主党、这个同盟、那个连线之类的，此时都没有完成资源整合，选战的领袖和竞争策略都没有出炉。于是那些新诞生出来的香港本土政治评论家们就认为，七月立法会选举，不出意外的话，社民党将占据立法会60席次中的大多数席位。
等立法会选举产生，将首先审议《香港基本法》，本地立法会通过后，将送全国人大进行审议，正式通过后将成为香港宪法性文件。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齐一鸣一直在要求中央向香港争取，一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即便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有义务向中央缴纳地方国税，金额可以酌情少一些，但是这个原则性的税收必须要有。再者也是原则性的事务，那就是在香港开设pla的征兵办公室，实行志愿役募兵计划。
另一个时间线中，香港不向中央缴税，不进行征兵，完全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这才养的有些港灿觉得天生高贵，一身的烂毛病。齐一鸣强烈坚持这两项政策必须写入基本法，从根源上就给香港一个正当的定位。
第249章 移民输入
南解入主马来亚已有半年有余，这半年时间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情，而随着时间过去，南解对于马来亚的渗透，本地人对于南解政府的信任也在不断增强。齐一鸣仍旧以不断向马来亚九州移民为重要国策，他的目标是在短期内使得马来亚九州人口达到1000万，其中华人人口占比重75％以上。
除了国内作为最大的人口输入地，齐一鸣还想了办法吸引来自印尼、菲律宾等地的移民。除了较为简便而没有太多苛刻条件，甚至一些州政府为了吸引外国华裔移民，开提供住房和田地。因为强势的军事实力以及看上去很开明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些人实际考察发现马来亚社会稳定性大大提高，特别是印尼富商在一九八七年南英战争结束后，形成了一股移民潮。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印尼首富，有“丁香大王”、“面粉大王”、“地产大王”和“金融大王”等称号的林绍良。这位在印尼垄断了水泥、面粉等诸多行业，涉足地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大富豪，身家在八十年代也有一百亿美元以上。以他的地位其实大可不必移民，把持与苏哈托政府良好的政商关系，又有垄断行业，自可在印尼享受荣华富贵。
但林绍良很早就看出了印尼社会的不稳，而且印尼对于华裔的压迫程度也在与日俱增。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日本现在不在正式场合称中国为支那了，而印尼却是当年主动将中国改名为支那。印尼华人也被强迫梳理本民族文化，改掉中国名字，并强迫遵守伊斯兰交易等等。
越是垄断越是赚了一大把钱，林绍良就越是担忧。日益激化的**让他如履薄冰，毕竟爪哇人、马都拉人等其他人种占据数量和政治资源的优势，印尼排华也是由来已久，所以他更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安稳的地方发展一份产业。
另一个位面中，林绍良没有完成这件事，结果在1997金融风暴所引发的排华事件中，财富大幅缩水，其后林绍良终于咬牙移民新加坡，但丢掉的东西却再也得不回来了。
南洋共和国成立在即，而且风评不错，国力强劲，政治也算清明，比起现在的印尼那是好千万倍。林绍良不可能把所有产业移过来，但也带来了十几亿美元和一个班底，打算趁着南洋共和国立国之机，大肆扩展自己的产业。
从2月份到4月份，单是从印尼递交的华裔移民申请，高达7000多份，这些申请基本上全部被通过了。现在也轮不到齐一鸣和南解进行挑挑拣拣，人的好坏可以用社会风气来影响。先把人口数量和华人比例提上去再说。
促进印尼华人踊跃移民马来亚的，还有这些华人因为印尼在1958年颁布的62号政令，属于没有国籍的黑户。没有国籍自然无法享受国民待遇，使得很多印尼华人的生活十分窘迫。南解派出了不少人到印尼进行宣传，并提供免费的船舶运输，使得一些较为穷困的华人可以来到马来亚。
南解民政局乐观估计，到1990年至少会有100万印尼华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到马来亚或者北婆罗洲的南洋属地，落户成为南洋人。
对国内的移民政策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不同之处在于，齐一鸣开始派出专员，到中国内地一些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进行迁移工作，基本上仍旧以自愿迁徙为主。考虑到越往北安土重迁的思维就越重，而在闽粤两省则更多开拓精神的人，所以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进行招募移民。再有就是客家人有汉族中的移民先锋之称，他们本身就是从中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