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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虽然只是虚衔，但一般来说，一但受封之后，是不会轻易转镇的。而一但受任转镇节度使，是受封节度使之后的嘉奖，往往也被视为极大的荣耀。检校少保和左金吾卫上将军都是从二品虚衔，县开国公也是从二品爵位。
而右朝廷初定之后，马上又有一件大事情摆到朝廷面前。那就是援助大理复国的问题。
去年逃到交趾的高建铭率军杀回大理，杀死大理国君段兴智，四月大理遗臣在刘仁先的率领下，投奔到大宋，希望大宋能够才发救兵，征讨高建铭。但那时大宋尚自顾不暇，那里有空去管大理的闲事。刘仁先等大理遗臣只好在大宋暂时住下。后来刘仁先也加入宋军，跟随杨炎四外征战，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大宋安定之后，因功受封为桂阳军承宣使。
而且杨炎、赵倩如都知道刘仁先和大理公主段燕珠本是一对爱侣，只是当初大理为了救大宋援助，将段燕珠送给当时还是太子的赵惇为妃，两人被硬生生拆散。只到赵惇死后，杨炎和赵倩如才打算设法让两人重合。告䜣赵忱之后，赵忱也深表同情，同意了他们的做法。
大宋安定之后，立刻就要办理两位先君的丧事，赵慎己被追谥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永阜陵。然后又追谥赵惇为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葬于永崇陵。在赵惇下葬之前，段燕珠假装服毒自尽，与赵惇合葬。其实暗中被救出，放出宫去，改换名姓，与刘仁先团聚。
然而在是否出兵帮助大理复国这一点上，大部分朝臣都认为目前大宋刚刚恢复，国力不足，而大理离建康府有万里之遥，钱粮供应，路途遥远，而高建铭背后还有交趾支持，这时并不宜出兵。有些大臣甚至认为，大理亡不亡国，与大宋本无关系，跟本就不该去管。少部份有远见的大臣，如陈俊卿、韩彦直、刘珙等人虽然认为大理是大宋的藩属，大宋有相救的义务，但至少也该等一两年之后，大宋的国力有所恢复，再出兵也不迟。
但只有杨炎一人坚持认为，大宋应该马上出兵，援助大理。原因在于，大理虽小，但却是位于支趾与吐蕃之间，在大宋西南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交趾与吐蕃素来对大宋的西南领土怀有野心，虎视眈眈，只是被大理分割开，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盟。一但任大理被高建铭占领，就等于是将支趾与吐蕃接壤，很有可能形成支趾、大理、吐蕃的三国联盟，甚至是还可以加上西夏的四国联盟，那样一来大宋的西疆将永无宁日。
而高建铭虽然占居大理，但毕竟立足未稳，而且手下人马不多，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并不足为惧。大宋还有帮助大理复国的大义名份，又有刘仁先为向导，而且打退金军之后，宋军士气正盛，出川的人马，大部份也要回川驻守。因此杨炎认为，只用从回川的军队中，选拔出四五万精锐人马，可以在三五个月之内平定高建铭，恢复大理。
大宋虽然刚刚复国； 但目前有广东沿海的市泊司关税收入支持； 钱财暂时到并不缺乏； 而且大理靠近四川，粮草供应也可以甴四川供给，也能减少路途消耗。同时现在出兵，正好可从避开炎夏，天时上也有利于大宋。
交趾这一次只是暗助高建铭，并没有直接出兵，可见是因为上一战交趾败得大惨，对大宋尚有恐惧，因此不敢名目张胆出兵大理，如果大宋出兵，交趾未必敢援救高建铭。因此大宋这时应该立刻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击败高建铭，以震慑交趾、吐蕃两国。
相反如果等到一二年之后，高建铭必会在大理站稳脚跟，而且也很有可能与交趾、吐蕃结成连盟，那时再出兵，可就来不及了。虽然现在大宋百废侍兴，但这样规模的用兵，还是支持得住的。因此那怕现在咬一咬牙，坚持再打一战，虽然苦于一时，却可以保证西南边境十数年的平安，也是值得的。
因为杨炎是第一次援助大理的主将，也曾与交趾人马交过战，因此众臣对他的意见都不敢轻视。听了杨炎的分晰之后，韩彦直和刘珙两位懂军事的正副枢密使，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赞同杨炎的决定。陈俊卿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也赞同了出兵。因此赵忱也立刻下旨； 出兵帮助大理复国。
在出兵的主将人选，杨炎本来决定还是由自已亲自领军，去帮大理复国。但现在大宋刚刚安定，赵忱毕竟还年轻，也需要杨炎在身边才能安心。而杨沂中也认为，杨炎在复宋之战中，立下的战功太大，短期内还是留在建康府为好，不宜再领军出战。
同时杨炎还要和赵月如完婚，两人的婚事早己定下，只是因为金军入侵一拖再抢，如今赵月如以经年过二十四岁，在大宋来说，早己过了女子该成婚的年纪，实在不能再拖了。因此只能做罢。最后经过杨炎推荐，由毕再遇为主将，在溧水一战中受重伤伤愈的曹勋为副将，出兵大理。
这一次大战，川军一共调集了十二万大军，除去战死和留在江淮驻守的之外，返川的士兵共有约七万人，从中精选出四万五千人马， 毕再遇原来的部将；刘仁先、章循、谢东明等人都随军出战。杨炎又将刘复武带领两千俱甲骑军随毕再遇出战，同时又拔调给他两百头象军，一起出征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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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法治（一）
而这时，刚刚登位一年多的年轻皇帝正在建康皇宫的金殿上，用有略带一点稚气的声音，坚定道：“南渡近五十年，我大宋偏安一隅，积弊以久，朕意以决，为了收复失地，中兴大宋，必须兴利除弊，推成出新。// //诸卿有什么格除弊政，富国强兵，凡有利于大宋的好办法，都可以向朕上书，朕必然酌情考虑。”
此言一出，大殿上立刻响起了一片小声议论的声音，每一个大臣心中都不禁想到：‘兴利除弊，推成出新’皇帝莫非是要实施变法吗？
“变法”在大宋己以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件。因为在宋神宗的熙宁年间，曾经由王安石主持过一次长达十数年的变法，对大宋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那一次变法，引发了大宋后来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新旧两党之争，以至国力民心在新党旧党之间的争斗中不断耗尽。
尽管那一次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因为其出众的文才和毫无指责的个人德得操守，才免强保持住个人的清名，然而参与那一次变法的其他大臣，如吕惠卿、曾布、韩绛、章惇等人，无一不被打上奸妄的名称，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反对变法后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却都是后世公认正直忠心的大臣。
而徽宗时期的权相蔡京也正是借变法之机上位，得以执掌朝政，擅权祸国，至使朝政败坏，使金国有可趁之机，才有后来的靖康之乱，二帝北狩，朝廷南渡，损失半壁江山。
尽管这其中更多是徽宗皇帝个人的昏庸无能，用人不当以及一系列施政错误所至，与当年的变法并不多大关系。但对于朝廷来说，皇帝是不能有错，只能够把当年大宋败亡的一系列错误源头推给了那一次变法。以至于南渡之后的朝廷； 大有谈变法而色变的地步。然而现在新皇帝竟似又要重开变法之途，许多大臣不禁忧心匆匆。不过几位执政大臣这时都还能够沉得住气，在心里揣摩皇帝的心恩，并没有抢着发言。
不过陈俊卿却立刻想到了三个月以前那一次朝会。
当时正值大宋全境平定不久，赵忱在建康府祭天登基，正式穿上龙袍，坐上皇位，对几位辅弼大臣提出：“朕虽以冠弱之年，登基大宝，然而不愿孤守半壁江山，坐以待毙，如果想恢复故彊，中兴大宋，为祖宗雪耻，成就汉唐功业。众卿认为该如何行政呢？”
枢密副使刘珙当即回奏，道：“复仇雪耻，诚仍当务之要，然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外修兵革，恐怕不可轻动。”
赵忱不禁有些不解，道：“昔日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功夫，唐之高祖、太宗也不过也是以一郡之守而取天下，也不过数年功夫。今大宋虽只剩这半壁江山，但尚有江南之地方万里，民计千万，带甲五十余万，为什么非积十年之功不可。”
刘珙答道：“正是因为汉之高祖、光武起于匹夫，唐之高祖、太宗只为一郡之守，因此才能无所顾忌，而陛下受宗嗣社稷之重，其轻重程度，岂非彼四君相比。何况秦、隋之末，在于二世、隋炀昏庸失德，群雄逐鹿，故此汉唐蹬高一呼，天下百应，而今金国国内稳定，尚无大乱，岂能轻易取之。”
这时辛弃疾也出列禀道：“陛下，臣闻凡事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整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光养其气。”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然自大宋南渡以来，太上皇帝用秦桧专政一十九年，皆以和好为可以安，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不思进取，莫此为甚。以至岳飞惨死，韩世忠、刘琦闲置，至使路人皆知。而身居上位之人畏敌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遂使军心士气丧失殆尽，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其后虽得孝宗皇帝稍有振作，然积弊以久，非一时一刻可变，假使立战，其能有必胜乎？愿陛下先养必胜之气，然后而战，方可一鼓破之。”
赵汝愚也道：“陛下，恢复大事，岂能是一战而胜乎，必为旷日持久之战，然后才决胜负也。而旷日持久之费用，缓急必用之则度； 皆取之于民，若民无余力，则官无遗利，国亦不可得而富矣。古之人君，外拒其敌，必先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之序莫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小有成功而不能为以继也。故此当务之急，莫过于修德立政，用贤任能，除弊兴利，收蓄钱粮，爱民养士，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