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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这下别想活着出长安了。在齐国，吕后想害他倒不容易，千不该万不该来到了长安。
还好，他手下的内史脑子很清醒。内史，是王国内掌管监狱司法的治民官员，相当于郡的太守，秩级也很高，为二千石。按照汉朝的法令，诸侯王进京朝见皇帝，可以带上属下所有的二千石官员，刘肥这次带这个内史进京，算是带对了。
内史劝谏道：“大王，你这回还是装装孙子罢，硬扛着是不行的。”
刘肥满头大汗：“那我他妈的该怎么做？”
内史道：“大王知道，太后只有皇帝和鲁国公主两个亲生孩子，疼爱无比。现在大王独收七十三座城池的税收，而人家鲁国公主才收鲁国几座城池的税收，人家心里能平衡吗？我看大王干脆向太后献上一个郡的城池，把这个郡的税收当作公主的汤沐邑，那么太后一定会高兴，大王也就能活着出函谷关了。”
所谓“汤沐邑”，是先秦以来的一种特定称呼，意思是某位大人物除了封地之外，另外又赐给他一个城邑的税收，专门供这位大人物洗澡花费，实际上这笔钱这位大人物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为那么多的税款，就算他们每天洗十个澡也花不完的。而这笔钱称为“汤沐”所用，让人听得有些异想天开。可见，古代王侯们的用词的确是挺讲究的。
内史的一番话让刘肥霎时醍醐灌顶，对啊，命比钱重要，还犹豫什么。于是他连夜向吕后上书，眼泪汪汪地表达了个人的忠诚，然后诚恳地表示，希望能荣幸地把齐国的城阳郡献给鲁国公主作为汤沐邑，并把公主尊为齐国太后。
这种做法在后世看来十分稀奇。因为刘肥还是鲁国公主的哥哥，哥哥尊妹妹为太后，那就等于尊称妹妹为自己的老妈了。但既然命悬人手，还顾得上什么长幼辈分？何况刘、吕两家反正也都是泥腿子出身，哪里懂得什么礼法，乱来也不稀奇。而且在这之后，也就是惠帝四年，吕后还让鲁国公主的女儿张氏嫁给了惠帝当老婆，这等于是外甥女嫁舅舅，吕后的解释是为了亲上加亲，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但是功臣集团们觉得这是皇室家族内部的私事，再说为此惹恼吕后也没有必要，所以没有任何大臣为此劝谏。
齐王如此懂事，吕后果然乐开了怀，再也不想杀他了，还命令在齐国驻京师招待所大排酒宴，庆祝自己女儿在物质和名分上双丰收。
小章：第六集
惠帝即位之初，就大赦天下，赐天下老百姓每个人一级爵位。
在秦汉时代，不但功臣有爵位，老百姓也有。朝廷颁发的爵位一共分为二十级：
1． 公士
2． 上造
3． 簪袅
4． 不更
5． 大夫
6． 官大夫
7． 公大夫
8． 公乘
9． 五大夫
10． 左庶长
11． 右庶长
12． 左更
13． 中更
14． 右更
15． 少上造
16． 大上造
17． 驷车庶长
18． 大庶长
19． 关内侯
20． 列侯
其中公乘（包括公乘）以下称为民爵，是赏赐给老百姓的；五大夫以上是官爵，普通老百姓不能拥有。朝廷有喜事的时候，经常会给老百姓赐爵，如果一个老百姓的爵级积累超过了公乘，则可以把超过的转让给子孙，或者卖给他人。总之，官吏和百姓之间，爵位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有了爵级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那时分配土地都按照爵位的级别来，爵位高的，分配的土地就多；犯了小罪可以免受处罚；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免费领养老粮食的年龄比低爵的年龄可以提前；甚至连他们的儿子也可以推迟服徭役、兵役的年龄。
刘邦曾经在一道诏书中说过，秦朝的时候，普通老百姓爵位到了公大夫以上，县令都必须以平等的礼节对待他。秦朝把爵位看得比官职更重要，比如丞相李斯，按照官职那是天子底下的第一人了，但是每次秦始皇刻碑记功，他却只能排到其他列侯后面，因为他的爵位不高。
当然，秦汉之交，因为经过连年战争，各地军阀为了鼓励自己的士卒为自己当炮灰，都疯狂给他们赐爵，刘邦也不例外，所以在他的军队中一些小队长，竟也有许多爵位至大庶长。这样一来，爵位就渐渐变得不如官位重要。但是国家一稳定下来，爵位的重要性也就逐渐凸显。惠帝和吕后给天下百姓赐爵，自然有着笼络民心的作用。
除了赐爵之外，惠帝和吕后还颁布了下列政策：
减省百姓的田租，规定十五税一，也就是百姓的生产成果按照十五之一的比例缴税，相比先秦时代盛行的十分之一的收税标准，显然是大大进了一步，虽然因为迫于生计的原因，不管是十五税一还是十税一，百姓生产的粮食总量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十五税一，至少能有效地激发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让他们干活时心里能够畅快一些，能够寓作于乐。
对官吏和功臣集团，惠帝和吕后也有所抚慰。惠帝下诏，凡是有上造以上爵位的人及其子孙如果犯了罪可以减刑，官吏秩级在六百石以上以及很早就侍奉惠帝的，如果犯了罪规定要戴刑具，都可以恩准不戴。
政治上的特权给了，配套的还有经济上的利益。诏书命令给官吏加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家里除了军赋之外，其他一切赋税全部免除。
总之，政策上全面采取黄老政策，清净无为，不干涉百姓，让他们安心生产，以恢复长久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所谓“黄老政策”的“黄老”，指“黄帝”和“老子”，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就是阐发让统治者清净无为的思想，而老子的思想相传和远古的黄帝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黄帝和老子合起来的思想称为“黄老之术”，这个词几乎成了历史上清净无为政策的代称。
可以说，惠帝和吕后的政策是非常成功，他们管宫里的事，外面的政事，只要不触及他们的权力和利益，都交给丞相等主管官员，萧何当丞相，继而是曹参，继而是王陵，都是刘邦生前安排好的。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来说比较刻苦耐劳，一旦没有战乱，没有政府过多的管束，经济就能很快回复。所以在惠帝在位的七年之间，大汉朝的物质产品逐渐积累，人口逐渐增长，国势蒸蒸日上，显示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后世很多皇帝都喜欢自我吹嘘，说自己很“勤政”，殊不知国家的繁盛与否，和皇帝是否勤政丝毫不成正比。说不定正是因为有的皇帝过于勤政，事事都管，反而让老百姓束手束脚，发展不了经济呢。
小章：第七集
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些小插曲可以略微说说。
惠帝三年的春天，在农闲季节，朝廷征发了长安附近六百里内的百姓十四万人修筑长安外城，一个月之后再解散。六月份，老百姓要干农活了，又征发了诸侯王、列侯的徒属一万人筑长安外城。这说明新的汉王朝在体恤民力上的确做得比较好了。
修筑长安城墙也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大汉已经度过了四处征伐的战争时期，开始进入到落实巩固自身政权的阶段。按照古人的解释，先秦乃至更早以前，是不讲究修筑城墙的。都城也一般只有宫墙，没有城墙，这样在抵御外敌的时候，就缺乏必要的屏障。有城郭外城的城邑是从春秋才发展起来的。公元前519年，楚国的令尹（相当于丞相）囊瓦为了防备吴国的进攻，开始修筑国都郢的外城墙，遭到了贵族沈尹戍的批评，理由是如果不把整个国家治理好，光给都城修筑城墙是没有用的。这个看法非常有道理，假使一个国家境内到处民不聊生，外敌来时一触即溃，光把都城修得像铁桶一样，的确也没有什么用。战国时齐国的靖郭君田婴（有名的孟尝君的老爸）原先在齐国当丞相，后来齐王不喜欢他了，免了他的官职，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他担心自己的安全，想在薛邑修建高大的城墙，有人就劝他说：“老田啊，你当初之所以闻名天下，都在于你是齐国的丞相，没有齐国，你就什么都不是。你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把自己在齐国的地位重新夺回来，否则，你就是把薛邑的城墙筑到天那么高，又有什么用？”东汉末年割据幽州的公孙瓒也曾经给自己筑了一座坞堡，里面藏了三十年的粮食，他自以为有金城汤池之固，可是不久就被袁绍击破，身死国亡。可见光是修建城墙用处是不大的，以攻为守，才是最好的办法。
但年轻的大汉王朝却有不得已的苦衷，它现在危机重重，潜在的敌人就有两个：山东的诸侯王和匈奴。
诸侯王的威胁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谈谈，而且那些诸侯王现在大部分还正忙着身体发育，暂时没有时间和汉王朝进行对抗，而匈奴的压力则迫在眉睫。
这一年，吕后曾经找了一个宗室的女子冒充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希望匈奴能高抬贵手，不要对汉朝逼得太紧。
可是这点小利益显然无法打发匈奴的胃口。这就好比一个强盗，如果能轻易地抢到更多的财物，一点小小的贿赂是不可能让他洗心革面的。
匈奴是汉王朝的一个梦魇般的劲敌，即便在后来的一百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疆万里，仍无法让这个在草原上飞马驰骋引弓射雕的民族臣服。正如他们自称，匈奴是天之骄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他们生来就要让全世界的农耕民族们头疼的。
作为身经百战的汉高祖刘邦，曾经自以为可以一举击灭匈奴，在汉七年（前200），带着自己三十二万攻城野战势同破竹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北伐，却不料在平城的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三十万骑兵分割包围得水泄不通，最后用了陈平的计策，用金银贿赂匈奴阏氏（皇后），七天之后，单于才放了刘邦一条生路。倘若不是匈奴阏氏的贪财和担心单于爱上汉地美女，刘邦可能要把白登山当成自己的埋骨之地，再也不可能躺在长陵的地下宫殿舒舒服服地安享万世的宁静了。
对这么一个劲敌，吕后和惠帝能不怕吗？
他们只能加紧修筑长安城墙，以期给自己一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