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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说过，酷吏们是依附皇权的寄生虫，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主子撅起屁股，就知道主子会拉什么屎。这个刘启派去的酷吏对主子的意思当然也心领神会，他来到周亚夫面前，左手拿着竹简，右手拿着毛笔，言辞恳切地问道：“我说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那酷吏认真地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简直明知故问，周亚夫当即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破，质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战阵，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这酷吏的逻辑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你说是明器嘛，质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们总不存在这种问题罢，你要拿来造反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类似这样的绝妙杀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叫勾践的人就这么用过。
越王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得找不着北，差点亡国，还是靠着行使美人计才逃过一劫。又靠了范蠡、文种等几位大臣的辅佐，十年生聚，十年发愤才灭了吴国，报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马上就想杀了范蠡、文种等一干功臣。好在范蠡识相，早早弃官逃亡经商，躲到宋国的定陶当了寓公。临走之前曾给文种留了一封信，信中说勾践这家伙长得像一只大鸟，长颈尖喙，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弃官一起逃亡。文种不听，还傻乎乎地留在国内，想继续当忠臣。可是勾践已经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阴谋兵法，还有九种征服其他国家的良策，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搞得吴国亡国，其他六种你藏在心里，在这世上却发挥不了作用，实在可惜啊，我有个提议，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种惊喜地问：“什么提议，大王快说，臣就算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勾践干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虽然在这世上灭亡了吴国，可是吴国那些死去的先王们在地府的势力仍然很大，我很头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为我的先王带兵去攻打吴国的先王罢。”
文种当即傻了眼，刚才已经说了肝脑涂地都可以，现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会牵连家人，只好长叹一声，伏剑自杀。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当真是说尽了当奴才的悲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侍候这些残忍的帝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维护这种无耻的政治制度呢？也许因为智慧有限，他们无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制度；还因为人性中有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总有一帮人甘愿当奴才，为帝王们充当走狗和帮凶。当司马迁和董仲舒们在油灯下阅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大概非常羡慕三代春秋时候的那些士大夫们罢，那些人不必生活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皇权之下，他们能有自己广阔的自由。而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专制帝王们砸烂这种自由的所谓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畜生，最后无一不死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帝国权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后继地践行他们理论的酷吏们也大多不得好死。在这时候，我宁愿相信这世间还有因果报应这一学说。
我们回到周亚夫这个场景中来。
话说周亚夫听到酷吏这么驳斥，当即崩溃。躺在监狱的干草上，他开始深深后悔，后悔当官吏们来捕捉他的时候，他没有坚决自杀。因为他的妻子很傻很天真，觉得自己老公为汉朝立下了那样多的汗马功劳，皇帝不可能会杀他，皇帝是明君，不会自毁长城啊。她制止了老公，孰料却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亚夫在监狱里呆着，也没有人来杀他，只是接连五天没有人给他送来一粒粮食，好像他是一只玄鬓的夏蝉，靠吸风饮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独裁者有时为什么喜欢采取将人饿死这种方式，难道是他们终究怀有良知？不肯直截了当地杀戮；或者是他们在掩耳盗铃，觉得饿死别人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忘记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宁；又抑或是饿死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总之很难揣测。
周亚夫肯定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时候，他最终义愤填膺，大叫一声，吐出大团大团的血旺，死在狱中。
有一个传说，周亚夫当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个老妪许负曾经给他看相，说：“君三年后可以封侯，封侯八年后，可以当将军，升丞相，掌管朝政，在人臣中贵重无比。再过九年将会饿死。”
周亚夫不相信，笑道：“臣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就算死了，也有他的长子继承爵位，臣怎么能封侯呢？就算您说对了，臣能封侯，将来又怎么可能饿死呢？您给臣再具体说说罢。”
许负指着他的嘴巴，说：“你这里有一条纵纹一直延入口中，相书上说，这是饿死的特征。”
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娶了公主为妻，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六年后又犯了杀人的罪行，被判处死刑。按照汉代的规矩，列侯判死罪，爵位就从此断绝，不能由其他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周勃功劳太大，文帝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又选择周亚夫封为侯爵，封地在渤海郡的条县，称为条侯。我们翻开伟大的军事家周亚夫同志的档案，查看一下他的履历：
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任河东太守。
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封条侯。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为将军，驻军细柳，继而拜为中尉。
文帝后元七年（前159），为车骑将军。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拜为太尉，击吴楚等七国。
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为丞相。
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免相。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下狱呕血死。
一生经历基本上被许负猜中，简直神奇。
除掉了周亚夫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刘启总算出了一口气，很快就封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以告慰窦太后了。
小章：第四集
客观地说，刘启除了心眼比他老爸小，对待大臣更残酷之外，对老百姓却干了一些好事。下面我们可以叙述一下他可以和文帝刘恒媲美的德政，也希望一些无脑的愤青们不要嚷嚷：你看，景帝其实比他老爸好嘛！对为非作歹的功臣们残酷，不就是对老百姓的爱护吗？文帝有什么好，他的郎中令张武贪赃枉法，他不但不追究，反而再次赐给他金钱，想让他羞愧，这不是骗人吗？而景帝多好，任用酷吏，狂杀那些为非作歹的太子党们，使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治安大好，这才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啊！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却都是高烧后的呓语。首先我们要明白，景帝任用的酷吏，不仅仅对贪官残酷，对百姓也毫不留情。就像他任用的酷吏宁成，在家乡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瞬间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财富。武帝即位，还想再次任用他，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道：“臣在山东当百姓的时候，宁成当济南都尉，对待老百姓像狼见了羊一样，这样的人不可以让他当地方行政官。”武帝只好拜宁成为关都尉，专门掌管关津过往事宜，但是不久就流传一句谚语：“宁见乳虎，不要碰到宁成发怒。”可见他的酷暴。在这种酷吏治理下的城邑，可能确实会治安大好，但却是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所达到的，在这种表面的太平光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冤死者的灵魂在地下哭泣，实际上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种太平，不要也罢。
第二，景帝既然任用酷吏，就能使酷吏们有无上权威，可见皇权的可怕。他可以轻易地碾碎那些功臣列侯，则捏死一个老百姓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只要他愿意。在这样一种威权下生活，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它带来的恐惧，和长安那些太子党们为非作歹带来的痛苦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第三，长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国的诸侯王、各级官吏们，他们之所以有为非作歹的能力，他们的权力来源在何处？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赐给他们的，只是这个最高统治者希望自己有随心所欲地掌握这种权力的能力，只要这些列侯官吏们嚣张得不是太过分，他是无所谓的，他尽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赏自己赐给这些高级奴才们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过分，以至百姓怨声载道，这一则会影响自己的统治，二则表明这些高级奴才们在蔑视自己的权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们去好好教训一下他们，杀鸡骇猴。
第四，文帝就算对功臣们优容一点，会不会使得列侯官吏们更加嚣张，从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会。因为文帝是个明君，一个明君只要任用的官吏赏罚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达到目的。一个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维持统治的地步，只能说明这家伙心虚；或者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达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杀害周亚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张释之那样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么无赖的手段，写不出那样无耻的狱辞。我在这里并不是为明君圣相这种恶心的传统辩护，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还是当稳了奴才比当奴才而不得要快乐一点点。就像有的学者所归纳的那样，人民之所以拥护墨索里尼，是因为他们害怕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既然一个自由民主的乐土不可能得到，那只有忍辱偷生了。毕竟，上帝赋予人的生命，就同时赋予了他们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对那些能力比较弱小的人来说，他们估计更希望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专制统治之下，毕竟这种强大的专制对那些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