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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见渊鱼者不祥。’如今我们大王装病的事实陛下已经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呢？陛下要是将我们大王责问急了，他就更加想不开，怕被陛下诛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造反都不行了。臣以为陛下不如忘掉以前的不快，和我们大王重归于好。”
刘恒想了想，觉得这个使者很聪明，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在长安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但逼得吴国造反到底合不合算？万一镇压不下去，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否坐得稳，实在是个未知数。不如先笼络吴王，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去解决。于是把以前系押的几批吴国使者全部释放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圣朝尊重老年人，叔叔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刘濞没想到侄子这么懂事，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几率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这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每年要征发戍边三天（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不可能这么短），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小章：第二集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象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象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帐，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象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之下，无神论的思想更为可怕。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小章：第三集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