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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马福奎所说的话，薛廷臣觉得马福奎的所谓罪行，纯粹都是莫须有，大声说了一句：“尽是胡闹！这哪是在搞“四清”，分明是踩在别人的身上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薛廷臣自己还在泥坑中，却还在为别人鸣不平。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维，那些在运动中被整的很惨的人不可能没有想法，但薛廷臣的想法总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总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对组织没有丝毫的埋怨，对运动没有丝毫的怨恨。因此。他对组织上给自己的处理无条件地接受了。只是对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不真实的事情和无限上纲、上线，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心里总是一直想不通。对工作组利用那些不好好干工作的人来当“积极分子”，用他们借公报私来整干工作的人，心存恨意。薛廷臣觉得，中央搞四清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是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革命运动，毛主席曾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但因为“四清”工作组中的人员良莠不齐，有的干部不懂政策，把经念歪了，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渣滓，他们为了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地给别人栽赃，不惜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所以，他一直坚信：“经是好经，是小和尚把经歪念了。”“党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只是在贯彻的过程中，由于人的思想认识不同，执行中往往出些偏差。或者被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借公报私，使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从党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也是难免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事实最终都会真相大白的。”因此，尽管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的心态始终很好。
薛廷臣的这些想法以后就被证实了。《大通县大事记》中记载：“四清”运动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大批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制造了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更多、更大、更加严重的寃假、错案。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以后，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时，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累及家人 ＇本章字数：397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2 09：06：26。0＇
035 累及家人
被撤销经理职务以后，商业局安排薛廷臣在农副公司当采购员。一向绝对服从组织安排的薛廷臣却很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因为采购员经常要到外地出差，是一个比较花钱的工作，他一贫如洗，没有钱去垫付旅差费用。对此他很为难，不服从分配吧，觉得不太合适，刚被撤了下来，就给组织上出难题、找麻烦。服从分配吧，这现实的生活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这样以来，可就苦了他的那几个孩子，更苦了妻子张秀英。
自从被处分以后，薛廷臣的工资少了许多，每月七十多块钱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大通县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人每月也需要二十块钱，而他们家现在每人每月只平均11块7角钱。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张秀英不得不把几个孩子丢在家里，由大的看着小的，自己到706的南山建筑工地去当小工。
张秀英在建筑工地所干的活是合泥搬砖，这是男壮劳力干的重体力活，张秀英从小是在湟源县城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干过体力活。一个几个孩子的母亲，一整天的搬砖合泥，干着壮年男人才能干的重活，一天干下来就觉得身体吃不消，但如果怕苦怕累不干了，每天的一块二毛钱就没地方挣了。这一块两毛钱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点钱，男人的工资是维持不到月底的，他们全家人就得饿肚子，孩子们就要受恓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让孩子们少受恓惶，她咬着牙坚持下去了。
薛廷臣的家住在农副公司的后院，离706的南山很远。家里没有自行车，她只能靠两条腿走路。这样，张秀英不但每天要干着壮年男人才能干的繁重的体力活，还要从家里到工地往返四趟，来回走几十里路。因为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还有繁杂的家务活等待着她去做！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把孩子们安顿好，然后马上赶到工地。中午歇工之后，她必须赶快回去给几个孩子做饭。孩子们吃完饭后，她就得赶紧洗锅刷碗，赶路上班。706的厂子很正规，制度非常严格，如果迟到超过五分钟，就得扣工资。因此，她每天都在紧张、忙碌、劳累中度过。更何况当小工的没有星期天，张秀英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因为没有钱给几个孩子添置新衣服，孩子的衣服、鞋袜张秀英必须亲手去做。因为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买布，只能是大的穿了让小的再穿，缝了又缝、补了再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社会上流行的这句话，也是对薛廷臣家庭情况的真实写照。
缝补衣服是很费工的，因为白天要合泥搬砖干重活，去挣那一块二毛钱，还得来回走几十里路回家做饭洗刷，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只能利用晚上，去加班给几个孩子缝补衣服、做鞋袜。经常是在灯下一边缝衣服一边打盹。能累到什么程度，只有张秀英自己知道。常人是无法想象的，就连薛廷臣都无法想象妻子是怎么挺过来的。
薛廷臣经常在外地采购，很少能回家，把这个艰难的家和几个孩子，全部丢给了张秀英一个人。孩子们的抚养教育、长大成人，重担全部压在了张秀英一个人的肩上。他每次回家，看到妻子黑瘦的身板和疲乏的面容，就心酸难过，他自责自己，但却无能为力！
张秀英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辛和困难，让她最难承受的是那些幸灾乐祸者的白眼和歧视！她的心灵上的痛苦和刺激有多大常人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如果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勇气，没有好的思想品质，没有伟大母爱的支撑，她是很难挺过来的。
张秀英的人格的确很伟大。在薛廷臣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嫌弃，没有离开，反而任劳任怨的拼命干活，替男人撑起了这个艰难的家。这对身处逆境的薛廷臣来讲，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安慰！对她的敬佩和感激，薛廷臣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后来，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张秀英的艰难困苦，张秀英的功劳只有我的心里最清楚，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她的付出，她的辛勤劳动，她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毅力，永远是我的榜样，也是我们薛家后辈儿孙们永远的榜样！我详细地记述她的事情，就是要让后辈们牢牢记住这个勤劳、朴实、勇敢、坚强的母亲！”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遭遇，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大通县委副书记铁兴邦和薛廷臣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铁兴邦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斗争之后，回到家里，不但得不到老婆的安慰和照顾，还得承受老婆的歧视、指责和辱骂。铁兴邦内外交困，思想压力很大。由于一时想不开，心理承受不了，他便钻了牛角，跳到宝库河里到马克思那里“诉苦”，去“告状”去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那些男人们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开除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或被打成了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避免麻烦，划清界线者有之。离了婚的大有人在！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悲惨结局的情况时有发生。薛廷臣觉得，那些女人们和张秀英就无法相比。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大女儿惠春勉强念完了高中，毕业以后被分到县“八一”农机修造厂当了学徒工。那个时候，要想分个好工种，就必须托人给厂长求情说好活，还得请厂长吃饭、喝酒。为了让女儿能学点技术，薛廷臣咬着牙掏了一点钱，请厂长吃了饭，喝了酒。厂长把薛惠春分到机修车间学钳工。没有多久，县上有一个推荐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的指标，天赐良机，惠春有幸上了大学。
惠春上大学不是考试，是推荐。推荐是按照家庭成份，本人表现以及学习成绩，还有其它一些条件。在几个候选人中，经过对照评比和筛选，惠春幸运的被推荐、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去学习。天大的好事降临到薛家，全家人都为之高兴。惠春当然是十分高兴！她兴高采烈地办完了相关的入学、户口迁移、粮食供应转移证、团员组织关系等手续之后，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进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但是，她在学校呆了很短时间就提出了退学。
惠春退学，纯粹是她个人的原因。
惠春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意识到上大学是要花不少钱的。家庭的经济情况她这个长女是最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