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口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因为薛廷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在生了最小的儿子薛尚平以后，才猛然想起了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张秀英曾埋怨他不知道体贴她的实际困难。这才意识到，张秀英已经生了五个娃娃了，五个娃娃都是她一个人一手拉扯大的，自己基本上没有管过孩子。当然，他有时下了班以后，偶尔顺手随便抱一抱娃娃也是有过的。没有管过孩子，当然就没有一点经验了。有时孩子尿到他身上后，他不知所措，赶紧把孩子又递给张秀英。有一次，女儿惠文把屎拉到他身上，他竟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叫张秀英来处理。几个孩子的尿布他连一次都设有洗过。在张秀英坐月子的时候，尿布是由孩子的外祖母来洗的。等张秀英满月能下炕了，就由她自己来洗。几个孩子的成长，抚养、教育，他一直都没有管过，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四清挨整 ＇本章字数：516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3 15：46：42。0＇
030 四清挨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青海省委决定在大通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青海省委给大通县派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也叫“四清”工作团，工作团由省委副书现韩洪宾任团长，陈泽民、李扬、杜永成、白华相、赵永夫、张振宇任副团长。并成立了大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由韩洪宾任书记，陈泽民、赵永夫、李扬、杜永成任副书记。工作团由3200多名省、市、县干部组成。
“四清”工作团成立之后，给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组，拉开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团给农副公司派进了由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省供销联社土产杂品处的一个科长，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组进驻农副公司以后，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一方面摸底排队，培养积极分子。通过学习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本单位的工作，个人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问题。
学习文件的时候，作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薛廷臣带头用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自己。通过对照检查，薛廷臣觉得自己确实有四不清的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四清”工作组交待，开始背起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行为举止表现的很不自然，每天什么也不管，只是用忙于业务工作来打发时间。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暗暗下着决心：千万不能影响工作，也不能表现出什么来，不能叫别人看出自己有问题。
薛廷臣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着的，但总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里自责自己：为什么平时不检点自己！越是这样，他的表现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种种表现，不但“四清”工作组能看出来他有思想顾虑，就连公司的其他同志也觉得薛经理的行为有些反常，但却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础，公心迟早是要战胜私心的。他越来越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时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没有勇气主动去找工作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组去交待自己的问题呢？交待了会是什么后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四清”工作组长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郝玉珠先问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况，接着就要他谈谈对这次“四清”运动的看法和认识。组长还在绕圈子讲大道理，薛廷臣却坐不住了。还没有等组长把话说完，他就抢着说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背了很长时间思想包袱，经过学习文件和思想斗争，现在想通了，也下定了决心，现在就向组织交待问题，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出来。”
没有等组长表态，他就开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个问题是我贪污了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商业局一次精简下放了七十三个营业员，当时全县商业、供销系统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干部职工，其中有个营业员叫芦淑珍的女同志是河南人，因为有病请了病假，在她爱人那里养病。她爱人是解放军的一个上尉军官，驻在河南三门峡。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员的工作处理结束之后，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顺便送到了三门峡芦淑珍的家里。当时芦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交给了她爱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办别的事情去了。办完事我就回来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芦淑珍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她已从邮局把钱退回来了。收款人直接写着我的名字。我从邮局把钱取回来以后，就没有给财务上交。在这个问题上，说明芦淑珍是诚实的、大公无私的、思想进步，品德高尚（这可能也和他爱人的帮助有关，当时解放军的军官觉悟都比较高）。而我，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和芦淑珍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和渺小！从‘四清’运动开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思想恐慌和心里不安，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我认识到了这是属于贪污行为，只有把它交待出来，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脱。”
“第二个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关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极乐门市部营业组长李成荣给我说，极乐一个人有一件狐皮长袍子要卖，问我要不要？我让他把东西拿来看了再说。过了几天，李成荣把孤皮袍子拿来了。因为我对皮货不懂，便将皮袍子拿到缝纫铺，让裁缝姚礼和帮我看看并拿个主意。姚礼和仔细看了看说：‘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只是当初做的时候没有加上条子，这样穿久了毛会粘到一块的。如果现在再夹上条子，能改一件皮大衣，还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买下吧，不会吃亏的’。我听了以后就决定买下这件皮袍子。当时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缝铺，让他帮我裁制。后来，我又给了姚礼和四十块钱，让他给夹上条子，面子和里子也由他看着给买，做成了再算账。”
“回到供销社以后，我告诉李成荣说：‘东西我要下了’。李成荣说：‘人家说少了七十块钱不卖。’我也没有讲价钱，便给了李成荣七十块钱，就算是把东西买下了。”
“过了二十几天，两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礼和算账的时候，他把**给了我。我一看光是里子、面子及条子钱的**，手工没有算进去，一共是三十五块八毛钱。当时，他还要给我退回四块二毛钱。我问他：手工钱多少？他说：‘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钱。’我当时认为，不能叫人家平白无故为我贴上手工。姚礼和不要，也不说手工钱，但我不能不给他。我估计了一下，手工钱有十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能多给不能少给。于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块二毛钱，另外还要再给他五块钱，姚礼和坚决不要。当时裁缝铺还有几个人，大家弄清了情况之后，都在打圆场：‘算了吧，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给谁的钱了’。我们两个都算勉强接受了。就这样，他等于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钱。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后，我只是在那里试着穿了一下。冬天也没穿过，实际上我也穿不出去。当时一个一般干部，穿狐皮大衣的还没有，就连县上科、部长级干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记得当时只有法院院长高谟穿过一件狐皮大衣，许多科、部长对高院长穿狐皮大衣都显出很羡慕和赞赏的样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我把两件狐皮衣服都卖了。皮大衣卖了一百四十五块钱，皮褂子卖了八十块钱，一共卖了二百二十五块钱，减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一十五块钱。”
“买皮袍子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倒卖挣钱而买的。六零年生活紧张的时候，的确把我饿怕了，我的腿和脚曾经出现过浮肿现象，当时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才出手卖掉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我从中挣了钱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