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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薛廷臣在祁明荣的眼里，也成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为了增强说服力，祁书记还引用了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尚志田，下放到大通县委当县委副书记的例子和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柳一，下放到湟中县委当县委书记的例子。接着祁书记问他：“你还有什么意见？”
薛廷臣一听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便随口答应说：“没有任何意见，服从县委的决定。”
崔永兴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给了薛廷臣这么一个不明不白、不软不硬的对待和处理，让他还提不出任何不服从或者反对的理由来。面对这个情况，薛廷臣有口难言。这也只能怪他太老实了，不看形势丶不计后果丶不会奉迎拍马，更不会要滑头，也不会看风转舵。崔永兴的气量狭窄，最擅长打击报复，这是全县干部都知道的事，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却不计后果，竟敢逆鳞，开玩笑！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走后，薛廷臣愣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想到：这崔书记的小鞋也太方便了，打击报复也来得太快了！
其实这也怨不得别人，是薛廷臣自作自受，他本来就应该想到自己实话实说会是这样的后果，但他遇事就是欠考虑，只想着自己在为单位工作着想，前车之鉴他却不借鉴。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薛廷臣刚到大通不久，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桥头地区县属各单位党员级领导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城关的县政府大礼堂开会。当时有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税务局长杨成波、贸易公司经理张殿英、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专卖公司经理高照武和薛廷臣，还有五区区长沈福全（五区区公所设在桥头）。
早上六点多，他们都骑上自行车从桥头出发去参加会议，因为提前了一点出发，当他们到城关的时候会议还没有开始。
那次会议城关地区各单位的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了，城关地区的营业单位都关了门，大约有二丶三百人。会议是对县供销联社副主任吴文福的批判处理大会。因为他刚到大通不久，很多人都不认识，也不了解情况，参加大会只能是听会。会上，几个人对吴文福的—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以后，便宣布了对吴文福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最后，县委书记崔永兴讲了话。
会议期间，薛廷臣根本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因为县委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是应该的。但到后来，许多干部经常在一起议论吴文福的事，街谈巷议就不时地灌到他的耳朵里，他就觉得这个崔永兴太不地道。
吴文福和崔永兴之间以前有点个人恩怨，吴文福正好有一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崔永兴便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指示有关人员，在吴文福的那一点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材料整理好后。经过批准，县法院将吴文福拘留了几个月，但经过审查以后，吴文福的那点问题，根本就不够判刑条件，便宣布无罪释放了。
由于经过了法院，拘留期间的工资发不发，县供销联社拿不准，联社主任马锡山便请示了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琪。
杨琪和崔永兴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融冾，杨县长也觉得崔永兴对吴文福的问题是小题大作，有假公济私、打击报复之嫌，心里本来就有一些意见，便说道：“既然是无罪释放，就应当全部补发工资。”
按说杨县长的答复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崔永兴心里却很不高兴，对杨琪就大为不满。但杨琪是县长，他对杨琪没有办法，就把这个气撒在了吴文福的身上。
崔永兴从法律上没有达到整垮吴文福的目的，便从行政上下了手。于是，就召开了这次对吴文福的公处大会，给了吴文福行政上以最严重的处分，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开除了公职。
这件事当时在城关地区、桥头地区议论的人特别多。多数人都认为崔永兴对吴文福的处理，完全是一种个人有意打击报复的行为。但是，崔永兴是县上的第一把手，谁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是私下里议论议论。议论归议论，吴文福被开除已成事实，再议论也于事无补，议论了一阵子之后也再没人一论了。
吴文福虽然很不服气，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
吴文福也知道这是崖永兴对他的打击报复所致，回到四川以后便不断向上级及中央写申诉信，但这些申诉信最后又都被批回了大通。
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说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上级还正准备把崔永兴树立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这个时候，吴文福的个人申诉谁还会理睬，吴文福犹如鸡蛋碰石头，他的申诉也就石沉大海永无消息。
这件事情薛廷臣明明知道吴文福就是因为和县委书记崔永兴有点个人矛盾和恩怨，便被崔永兴彻底整垮了，但他自己却不接受教训。
薛廷臣被收拾了之后心里很不痛快，但当他回想到吴文福的事情后，心里竟然觉得很庆幸：自己心直口快；逆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鳞，按照崔永兴的性格和作风，收拾他是理所应当的。但收拾的结果不过只是职务上的影响，和吴文福相比起来，下场还不算太惨，想到这里，他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
逆鳞被腌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9 08：00：16。0＇
027 逆鳞被“腌”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的谈话，就等于把薛廷臣头上的帽子撸光了，也就是说，组织上给薛廷臣的所有任命都成了废纸！
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是逆了当官的鳞，当然地就要被打击报复，手中握权的官员就能将一个干部随便玩弄。“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靳宝链同志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职务？谁也不知道！这种职务是正科？是副科？县委常委是依据什么研究任命干部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官场权术，这种权术十分高明，没有免职，也没有任职，由一个官员出面这么一“宣布”，就把这个干部“腌”到那里去了。
在党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不可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县委副书记谈了话，他就得去报到、上班。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领着薛廷臣，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去城关供销社。
城关供销社主任靳宝链主持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城关供销社各门市部都关了门，全体职工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专门宣布薛廷臣这个干部任免职的会议，任免职通知当然是由县社主任马锡山来宣布的。宣布干部任免却没有文件，因为马锡山根本就没有拿到过什么文件；因为马锡山不知道“协助靳宝链主任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职务，也就没有宣布这个干部任的是什么职；因为马锡山不知道这种职务应该干什么工作，所以也就无法做具体分工。马锡山只能按照县委副书记祁明荣的“指示”在会上宣布说：“根据县委的决定，薛廷臣同志到城关供销社协助靳宝链主任的工作”就散会了。
会后，马锡山主任让城关供销社给薛廷臣安排好家属住的地方。薛廷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下放到了城关供销社。
散会以后，薛廷臣和马锡山主任一块骑自行车回到了桥头。路上，马锡山主任对薛廷臣说：“你就把所有手续直接转到城关供销社就行了。”薛廷臣心里明白，县委书记是在撤他的职。他对这个“职务”并没有太在意，在他的心里，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服从组织分配是他的天性，他无条件的接受了！
第二天，薛廷臣便马上把行政介绍信和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从桥头榨油厂直接转到城关供销社，正式到城关供销社去上班了。
城关供销社除了主任靳宝链外，还有两个副主任。一个是马吉，一个是张仁则。张仁则是私营商业过渡人员，属于统战人士。
薛廷臣到城关供销社上班之后，由马吉主任在城里阿维诚的家里给薛廷臣找了两间房子，然后，社里派了当时赶马车的王国宪赶了一胶皮车给薛廷臣搬家，薛廷臣当时家里有四口人，只有几床被子和一个木箱子，加上灶具把马车都没有装满。
把家安顿好以后，靳宝链主任给了他一辆自行车，然后对他说：“你先和马吉主任到各门市部去检查一下工作，也了解一下各门市部的情况，冬天快到了，顺便检查一下各门市部防盗防火的安全工作。”
“好的。”薛廷臣没有二话，痛快地答应了。
当天，薛廷臣就随着马吉副主任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城关供销社下属的所有门市部都跑的看了一遍。
每到一处，马吉副主任给大家介绍时总是说：“这是新来的薛主任。”
因为大家都知道薛廷臣是县社的副主任，也没有什异样，都热情地和他握手打招呼。
马吉副主任这样的介绍，薛廷臣，并没有不好意思，因为他本身就是县供销联社的副主任，县委并没有免职文件，让他到城关供销社来，是协助城关供销社主任工作的。就这样，靳宝链叫他薛主任，城关供销社所有的职工以后就都叫他薛主任，就连城关的老百姓也都这样称乎他。
薛廷臣被贬；也不能说他就没有想法，他明明知道是县委书记崔永兴在打击报复，明明知道他职务已经被撸了，他怎么会没有想法呢？只不过他这个人不愿意计较，不愿意生气罢了。他知道小胳膊扭不过大腿，事情已经这样了，生气也是没有用的。只要有工作干，不管干什么都是工作，总比没有到青海来前在家放羊强得多。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廷臣每遇到坎坷，总是用这个比喻来自我安慰，这种自我安慰还真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少掉了许多的烦恼。
干工作需要了解该项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法，供销工作薛廷臣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可以说一点都不了解，更谈不上熟悉了，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