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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铜、铁、锡、煤等矿藏。中国的面积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对于中国的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他能计算出来。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也能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少。但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他就弄不清楚了。一九四九年从西安到西宁，汽车就走了十多天，那时刚解放，时不时的前面有土匪，他们的车上又装了许多银园，只能打听前面没土匪了再走，要延误一些时间，走的时间也太长了。可这次他从兰州到北京，那么快的火车竟然也走了一天两夜还多一点。这一天两夜多的火车，走过的路程究竟有多少平方公里，又能占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几分之几，他的确是很糊涂的。
能到祖国的首都来一趟，薛廷臣的确觉很自豪。他掐指算了一下，在他的老家西侯度村里，去过北京的人总共才有三个人。
第一个到过北京的人是薛醒民。薛醒民是一九三七年被阎锡山部队派去当兵的。他参加的这个军队，虽然是阎锡山的队伍，实际上却是被簿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控制着的，“牺盟会”的全称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部队中从师长到团、营、连级干部，还有个别排级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后来摇身一变，便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薛醒民后来被编到刘伯承的警卫部队。第二个到过北京的人是薛福定。薛福定是和安家村的姚仲明是姑舅兄弟。姚仲明是和薛醒民一块被阎锡山派去当兵的，情况和薛醒民基本一样。薛醒民的家庭困难，只在本村学校里上过不到一年的小学，识字不多。姚仲明家是财东（地主），也是弟兄两个。初中毕业以后，便被阎锡山派去当了兵。他还清楚的记得姚仲明、薛醒民，还有东侯度村的姚治太和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被派兵以后在西侯度村训练时的情景。这些人在教官的指挥下，用铁锨把当枪扛在肩上进行训练，那个教官还教他们唱着阎锡山骂共产党的歌：“**残忍，杀人如割草……”。
薛廷臣自己就算是西候度村里第三个到过北京的人。在过去，去北京对他这个农村的放羊娃来说，的确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天他竟然也到了北京。
他的另一个感受是：高层的领导也不一定全正确。他们说的话有些地方也是错误的。他对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报告就有些看法。
会议期间，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作了一个报告，他先说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以及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大好形势，接着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家要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有什么用？打仗用不着他们，国家养着那么多的三军仪仗队是白吃粮食。讲话中，他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曾经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认为国家养的这些仪仗队，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犯罪。”
这一次北京开会，青海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会议，开会期间，薛廷臣是和天津的几个代表住在一个四人房子里，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晚上没事，几个人就在一起议论会议的内容。他们都认为，章部长说国家的仪仗队是白吃粮食是浪费和犯罪，这句话说的就是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从新闻纪录电影里，他看见过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时出现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场面。薛廷臣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觉得，国家的仪仗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的。他怎么能说这是浪费和犯罪呢？他的看法得到了同室代表的赞同。
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薛廷臣的看法是正确的。过了没多长时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章 （章乃器）、罗（罗隆基）右派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后来两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然，他们肯定还有其它的言论和问题。
薛廷臣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就是在北京开会期间，他还是时刻记挂着他的榨油厂。榨油厂的榨油机是天津生产的，会议刚一结束，他就专程去了一趟天津，从搾油机厂买了一些机器配件，当天又返回了北京。
从北京返回青海的时候，他想顺便再回一趟家，就没有在北京等着买卧铺票。在买票的时候，他打听到从太原也有到风陵渡的火车，他便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风陵渡的直通车票，经过太原车站签字倒车再到风陵渡下了车，便回到家里呆了两三天。
这是他九年来的第二次回家。
薛廷臣很爱他的家乡，一有机会就想回家看看。后来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出差只要经过孟塬车站（现在改为华山车站），如果任务不那么紧，他便有意不买卧铺票，就是想利用车票的有效期限，下车到家里住一夜或停上一天半天的。
自食苦果 ＇本章字数：36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8 08：27：59。0＇
026 自食苦果
一九五七年五月，青海省民政厅在西宁召开全省的工资会议。桥头榨油厂接到青海省工业厅和大通县政府的两个通知（青海省工业厅的文件是抄送件），要榨油厂的厂长到省里参加全省工资会议。大通县政府副县长韩国良、民政局的一个分管工资的干部和薛廷臣三个人参加了这次工资会议。
会议期间，薛廷臣看到了青海省工业厅拟定的调整工资方案。省工业厅把桥头榨油厂丶大通陶瓷厂都列为县（处）级单位。这两个厂的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七级，副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九级，和工业厅领导的其它县级厂矿是一样的，也和大通县政府的正、副县长是一样的。
青海省工业厅原来给桥头榨油厂配备的厂长是部队转业的正营级干部，工资就是行政十七级。薛廷臣去桥头榨油厂的时候，省工业厅刚把桥头榨油厂的行政领导关系交给大通县领导，业务上仍由青海省工业厅指导。他到桥头榨油厂工作以后，曾参加过几次青海省工业厅召开的业务会议。
工资会议以后，薛廷臣是随大通县定的级，大通县给他定为行政十九级。尽管级别少定了两级，但亲自参加了全省的工资会议的薛廷臣并没有怨言，他在个人利益上一般很少计较。
大通陶瓷厂以后又划分为大通一、二陶瓷厂和大通玻璃厂三个厂，这三个原来都是县（处）级单位。这些厂子的行政领导关系，后来也郝移交给大通县政府领导后，厂子的规格也都成了大通县管辖的（科）局级单位。
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大通县委在桥头大通饭店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知县直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因为各单位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个别单位的副职是非党员群众，参加会议的人很多。
县委扩大会议开了三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农村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讲话以后，按照会议的安排，各有关部门都作了发了言。县委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搞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会上宣布了从各单位抽调的人数，从榨油厂抽出来农村搞农业合作化人数是三个。
宣布从各单位抽调人数以后，县委书记崔永兴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台下没有人发言，但却在下边嘀嘀咕咕私下议论：
“抽的人太多了，影响单位工作。”
“我们的业务和合作化八竿子都打不着，放着自己的工作不干，去管那些闲事。｜”
“这是县里的中心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去。”
“这样一来，单位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
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对抽人下乡都很有意见，但却没有人出面说话。
突然有人发言了： “榨油厂是生产单位，一共只有九个管理干部，一下子抽调三个人下乡，对生产影响太大。”发言的是榨油厂厂长薛廷臣。
县委是按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分配抽人的名额。当时榨油厂一共有七十多名干部和工人。薛廷臣此时心里想到的是榨油厂是三班倒的生产单位，工人不能抽，一下抽三个人去下乡的确有困难。他是从榨油厂的工作实际考虑的，只怕影响了榨油厂的生产，根本就不会看形势，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关系，更不会耍滑头，在别人都不吭声的情况下，他快语说出了这种场合不该说的话。
薛廷臣把话说完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脸色却极为难看，他一脸不高兴地说道：“薛廷臣同志说榨油厂有困难，既然有困难，那榨油厂就不要抽人下乡了。”
因为薛廷臣竟敢不执行县委的决定，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让县委书记难看，崔永兴怎么也不会容他。这次会议过后不久，崔永兴就给他穿了小鞋，给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对待和处理。本来县委研究让他到县供销联社当副主任，常委已经研究做出了决定，消息他也已经听到了，因为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提为副县长，已报省上等待批复。马锡山一走，就由他来主持县供销联社的工作，并征得青海省供销联社主任赵连壁的同意，就等着下文件了。可他这个老实疙瘩却要自毁前程。
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薛廷臣接到了县政府下的通知；“任命薛廷臣同志为大通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列吴金城之前），免去薛廷臣同志的桥头榨油厂厂长之职。”县供销社只有两个副主任，吴金城是县供销联社非党员副主任，薛廷臣这个党员副主任肯定排在吴金城的前面。但还没有等他把榨油厂的手续给副厂长刘诚交待，十月七日，县委副书记祁明荣就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祁书记说：“为了充实和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县委研究决定，让你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城关供销社靳宝链同志的工作，靳宝链的文化程度不高，城关供销社又是个比较大的基层供销社，县委决定让你你到那里帮助靳宝链工作一段。”
这个时候，薛廷臣在祁明荣的眼里，也成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为了增强说服力，祁书记还�